光说不练假把式，高务实说干就干，回到辽阳就开始调阅卷宗，派人详查各地马市这近几年来的一些案件，尤其是经济纠纷案件和从经济纠纷引发的各类案件，更是高务实彻查的重中之重。
其实巡抚本身一般是不怎么会亲自去断案的，这一点与某些影视剧里的表现大相径庭。大明的断案官通常以地方官为主，司宪官作为补充，很少有“刁民”能把官司直接打到巡抚老爷面前。
但巡抚作为一地行政实际上的最高官员，当然还是有参与断案乃至重审的权力，所以高务实新官上任之际，调阅卷宗属于常规操作，并不奇怪，也不算多么引人注目。
不过，具体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暂时没有必要细说，高务实倒是从这些卷宗中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发现，叶赫与哈达之间，之所以矛盾不可调和，原来根子不仅仅是敕书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商路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预示着：无论哈达和叶赫谁能最终胜出，其胜利者都必然会和建州女真发生战争。
战争通常是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政治矛盾又多半发自于经济矛盾。
高务实的论断是，这是一场人参贸易之战——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而是由人参贸易而导致的战争。
由于临近海西女真的开原马市有“三关三市”，而建州女真方面只有抚顺的一关一市，所以海西女真长期阻碍着建州女真的贸易，其中又以哈达部和叶赫部势力最为强大。而在这种贸易阻碍之中，人参问题尤其突出。
辽东的人参，主要出产区以长白山和苏子河流域为主。唐至明中叶，人参的主要产地仍是辽阳周边，尤其是辽阳以东、抚顺关外的那片地区，每年人参大量开采，种类繁多，多作为贡品进贡朝廷。
而高务实从卷宗之中总结发现，目前人参的主要产地已扩大到后世的黑龙江和吉林中部区域，当然整体上来说，仍然以后世辽宁东部为主要产地。
然而卷宗显示，建州女真虽然占据了人参的主要生产地，但是在抚顺马市销售的人参量却很少，反而是开原城东北方向的哈达部和北方的叶赫部垄断了人参贸易。
这就有意思了，难道建州女真方面自己不会去抚顺卖人参，反而喜欢走几百里路去开原？
也不是，建州女真方面不是不肯自己不够用——王台在统治哈达的数十年里，多次跟随李成梁及更早一点的辽东总兵从征建州，抢夺了建州不少的敕书。
当然也不全是抢夺，其中有很多是李成梁得来，转手赏赐给哈达的。
建州女真在李成梁镇辽之后基本一直在被打击，尤其是先前比较强势的右卫王杲、阿台父子，更是李成梁打击的重点。
相对来说，觉昌安、塔克世父子的建州左卫由于一来实力比较弱小，二来表现比较老实，在李成梁镇辽以来，遭到的打击不大，甚至还被李成梁赏赐了一些敕书。
敕书，代表的就是贸易额度，这个之前已经说过，哈达部既然掌握了大部分敕书，其他女真各部想要把手里的东西卖掉，就不得不去找哈达想办法。
建州女真由于实力不济，所谓的想办法，就只能是接受哈达部的剥削。而叶赫部由于实力大涨，不肯接受哈达部的持续剥削，于是就选择了直接以战争来抢夺。
这个发现让高务实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历史上建州和叶赫的核心矛盾，正是努尔哈赤控制了长白山各个女真部落，切断了此条贸易路线，胜利的取得了叶赫控制人参的贸易权，所以叶赫方面才不得不发动“九部之战”来跟努尔哈赤决一生死。
在原历史上，努尔哈赤继承塔克世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以后，不满足现有的地盘，打算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也为了维持自己独霸一方的地位，继续抢夺辽东和女真间的贸易控制权自然在情理之中。
努尔哈赤只有不断压制开原和南北关的贸易垄断地位，才能控制辽东的马市贸易，获取财富。
而当万历十九年正月，努尔哈赤出兵占领了长白山诸部女真之后，立刻就招致叶赫强烈不满——货源都被努尔哈赤所掌握了，叶赫的人参垄断地位怎么保持得住？所以叶赫和建州的矛盾一触即发。
在这种局面之下，只要稍微出点什么事，这个火药桶也就爆炸了。
那么，出事了吗？出了，因为就在万历十九年，李成梁第一次下野了——长期压在女真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居然自行崩塌掉了。
不过，由于李如松等几兄弟都还在，也都不忙，当时叶赫也不敢立刻就打，于是先争取“以势压人”，看看能不能逼得努尔哈赤把长白山等各部吐出来。
结果到了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和第一次援朝抗倭先后爆发，大明，尤其是辽东军的主力被抽调，叶赫部压力骤然减轻。
同时，努尔哈赤也拒绝了叶赫部的“无理要求”，九部联军攻建州这件事就再也避免不了了。于是万历二十一年时，这次战争终于爆发。
高务实想明白了这个“底层矛盾”，由此又联想到李成梁镇辽时对女真各部的处置手段，看起来这个时期的李成梁并没有在战略上犯下什么大错。
毕竟从历史结果来反推，拥有开原三关三市的叶赫，居然还是输给了只拥有抚顺一关一市的努尔哈赤，可见李成梁加强海西女真、打压建州女真的思路似乎是对的。
但高务实再细想一会儿之后，又发现这个结论其实也未必成立，因为李成梁对海西女真的支持主要是冲着哈达部去的，对于叶赫部，他倒是一直持打压态度。
只是历史上的孟格布禄后来被叶赫给打服了，居然投靠了叶赫这个大敌，这一点恐怕李成梁也没料到。
另外，李成梁对于建州的实力估计也出现了误判，因为在努尔哈赤掌权之后，李成梁对他的压制力度很小，甚至纵容他一统建州。
这个举动原先高务实不是很理解，现在反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哈达部衰落之后，大明手头缺一个既听话又相对较强的女真部落作为代理人，代表大明“以夷制夷”。
这个时候，叶赫显然不是李成梁的第一考虑对象，因为原本叶赫就是踩着哈达上来的，在李成梁心目中的形象显然不会太好，而努尔哈赤在这一时期反而异常恭顺，自然就被李成梁看上，开始“培养”。
努尔哈赤很好的利用了这种培养，并且他还找到了打破叶赫、哈达同盟的办法，那就是先统一建州，然后拿下长白山诸部，彻底控制人参的绝大部分产地，从上游掌握产出，继而使得叶赫、哈达空有敕书，却没有足够的货物与大明贸易，把主动权抢过来。
这下子，李成梁历史上的做法就都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他依然是坚持“扶植次强，打击最强”这个思路的，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努尔哈赤这个次强居然轻而易举的击败了叶赫的“九部联军”。
而好巧不巧的，此时恰好大明内忧外患一同爆发，偏偏没有工夫赶紧来一场亡羊补牢的“预防性战争”，把努尔哈赤给打回原形。
于是……就杯具了。
努尔哈赤彻底取代哈达、叶赫，牢牢掌控了人参贸易的垄断权，趁着大明在辽东前后至少八年的无力期快速壮大——其实还不止八年，因为三大征打空了原本就不富裕的国库和内帑，打完之后根本没有余力又去打努尔哈赤，得先花时间休养——这时候的努尔哈赤，早已不是实力大损的李家军可以轻易扑灭的小火苗了。
高务实看着眼前的一堆卷宗陷入思考：努尔哈赤崛起的根子找到了，但并不棘手，因为自己和李成梁不同，李成梁又不知道万历二十年的大明会接二连三的出大事，所以他是毫无防备的，而自己知道这些“意外”，因此有足够的准备，努尔哈赤如果还想如原历史上那样趁着大明的无力期突然壮大到辽东明军压制不住的地步，那是做梦。
但现在自己要怎么利用这一局面来敲打李成梁呢？
单纯的在这些卷宗里头挑出那些李成梁偏心哈达的案例来说事？这不仅毫无意义，也达不到敲打的目的，因为原则上来说，这只是手段差异，或者说他和李成梁对于如何以辽东控制女真诸部的思路差异，拿这些东西说事，在朝廷中枢看来，不过就是政争而已。
政争有时候无所谓对错，只有站队。
但高务实因为要控制敲打的力度，一开始不好直接打太狠，选择轻一点的手段也不错。
开原本身就有其特殊性，比如说在交通位置上，开原既是明初辽东地区北部的驿道中心，又是东蒙古和女真地区的交通地标。女真的朝贡验关，都必须经过开原，乃是沟通辽东和女真地区的唯一官方通道。
明初时将元代辽阳行省一分为三，设置西北部大宁都司、辽东都司和东北部奴儿干都司，由辽东总控，其交叉点即是开原。明初向奴儿干都司派遣人员、转运粮饷、招抚外夷，都是以开原为中转站和集散地。正因为如此，开原成为了明朝经营女真地区的前进基地，又是辽东防御蒙古内侵的军事重镇。
“国朝设沈阳、辽阳、三万、铁岭四卫，统于开原，以遏北狄之冲。”
在大宁都司内迁和奴儿干都司撤销后，边外的羁縻卫所由开原守官和将领履行联络和管理职责。直至成化间，奴儿干都司部分卫所官员，仍由开原的守官将领兼任，直接控制边外羁縻卫所。
这就使得开原掌握东蒙古和女真各部朝贡、互市、内迁安置、招抚赈济等职责。通过开原，大明能够有效地控制东北各民族和边外的羁縻卫所，隔断蒙古与女真的联合。故和将开原定位为“控带外夷”。
开原的特殊性，还体现为开原卫所驻军和屯民的来源和成分的多样性。作为辽东的军事重镇，大明在开原设置了大量驻军和屯民。
开原辖铁岭、三万和辽海三卫、五城及二十边堡，计有军舍和余丁一万五千五百余名。若计军丁家属、屯民、平民和客居，人口当不下十余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据相当比例，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族群。
“未几，悉更郡县以为军卫。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一方面，历史上开原地区就是多民族混居地区，另一方面，明初辽东有大量蒙古人和女真人归附，多被纳入军卫体系中，授以武官职位，构成明代军卫中的特殊群体，称为达官。
开原军卫中存在着数目庞大的达官群体。明初，开原下设安乐、自在二州和三万、辽海二卫，安置了大量归附的蒙古人、女真人。
直到眼下的万历十一年，这种族群比例仍未改变。这种复杂的族群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使人忧心，如“开原半是达官苗裔，而包藏祸心之强虏，且为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另一方面，正是借助二州和二卫的达官，开原履行着联络、管理东蒙古和女真的重要职责，以此来实现明廷对边外诸族和羁縻卫所的管辖。
所以现在要想敲打李成梁，高务实不打算一下子就来个狠的，他必须控制好力度，比如说先拿李成梁屁股坐歪了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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