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申时行坐立不安的，并不是高务实已经够资格让魏学曾出面帮他——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
魏学曾是什么人？隆庆年间高拱回朝，以次辅兼掌吏部尚书，彼时魏学曾便已经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实际上的“第一助手”。
换句话说，他是和高拱一辈的。只是他这个人的官运说好也不太好，当时如果正常发展的话，他其实是挺有希望赶在许国之前入阁的，谁知道……丁忧了。
后来回朝几年，其中还经历了高务实中状元等事，原以为这次该入阁了，结果不仅没入阁，还又丁忧了，最后就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等他丁忧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都处在满编状态，张四维实在没办法给他弄回燕京。万般无奈之下，便只好让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户部尚书，等京师出缺再北调回来。
谁料，接下来张四维自己丁忧了。
不管怎么说，魏学曾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现在的实学三阁老之一，但其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绝对不弱于现在的许国、张学颜和吴兑。
高务实能请动魏学曾为他站台、办事，足以说明高拱、郭朴、张四维三代首辅所留给他的政治资源已经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说，随着魏学曾的上疏，申时行“掂量高务实斤两”的计划算是已经完成，他已经知道了高务实的实力，知道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实际地位不会弱于许国这个名义上的党魁。
但对于高务实现在这样的实力，申时行好歹也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会让他叹息一声，却不至于感到惊惧。
让他惊惧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学曾这道上疏的矛头所指。
这道奏疏，咋一看是弹劾潘晟，但申时行敏锐的发现那并不是魏学曾的重点。魏学曾其实只是顺便弹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应天、浙江一带重新拟定税率。
大明朝的税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税率那样拥有全国统一性，而是一地一税，以开国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根基搞出来的，后续调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论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固定的税制肯定会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多调整调整，让税率始终符合各地的实际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发展快了，这税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区发展慢了，这税率就应该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财政问题上的一贯僵化表现，这种想法显然是在做梦。简单的说是怎样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税率，当地都势必跳出一大堆人来哭穷卖惨，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税、免税什么的，才会听见歌功颂德的声音。
为何大明收税越收越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体到应天、浙江等地，提高税率这种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没人敢碰的禁忌话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虽然经济最发达，可是它们培养出来的官员也最多，朝廷中当政的大佬们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税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举南北榜来平衡官员选拔的地域问题，但这种局面的改观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南官员背后依靠着全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该地区的大商人们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都在背地里出资支持本地官员的“发展”，这个问题前文有述，此处不赘言。
于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结果：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别，现在双方所受到的额外支持还不对等，那当然是南榜进士更容易混出头。
于是这般一来，两百年过去了，东南一带虽然富冠天下，但其税率却始终不见上调，反而有个别地区居然还下调了一部分。
然而这种“大好局面”在高拱推进商税改革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点松动。
首先就是关税的征收问题。高拱主持了隆庆开海，一开始没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试点，用开海来换取征收关税——以前当地照样出海，但毕竟说起来都是违法的。高拱的这个开海实际上就是收一笔钱来交换他们合法出海经商的权力。
这笔关税的税率此前已经说过，不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务实考虑到“社会压力”问题，还给高拱建议了一套按船征税而不是按货征税的办法。这套办法其实是暗中给了船主合法避税的空间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海关机构不至于在草创期间被沿海大海商们联合起来整崩了、喷没了。
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高拱接下去就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扩大“盘子”，一开始只有一个区位优势比较一般，港口也不阔大的月港，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一长串港口。
郭朴主政偏稳健，与高拱处于萧规曹随的状态，没有开创性的搞其他路数，只是继续扩大港口数量。
但到了张四维，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势和心学派达成了一笔交易，在东南沿海地区开收商税——这个是陆地上的，不是关税。这笔商税的税率依然定得极低，平均算下来只有百三罢了。
然而仅仅就是这百分之三的商税，却搞得东南怨声载道——当然，具体哪些人怨声载道就不必细说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那件事给申时行、余有丁等人带去了很大的压力，后来余有丁之所以会支持刘守有干的那些事，除了两派本来就有党争的趋势之外，东南方面带给他的压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样，申时行没有明确反对此事，而是选择默认，也正是由于他知道这些内幕。
由此可见，只要朝廷方面考虑在东南沿海征收额外的税收，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名目，最终都会导致反弹。这反弹最先影响到的人，也正是如申时行、余有丁这样的东南籍贯官员。
他们本就是这些人在朝廷的代理人，这种时候当然要出面维护“东家”的利益。
东南沿海商业发展的水平在后世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金元政治本身也算是资本主义的特性之一。
此番魏学曾的上疏，刀锋所向便正是东南一带的税率问题。而且魏学曾的胆子格外大，他不像高拱当年开海那样又是试点，又是特意定下有漏洞可钻的税法，也不像张四维那样通过政治交易达成目的。
他居然打算以这次潘晟事件为契机，直接对东南的田赋动手！
他居然想要调整东南某些地区不合理的低田赋政策！
申时行目瞪口呆了一会儿，脑子里嗡嗡直响，这响声最后汇聚成一句话：魏学曾，你这厮是想翻天！
田赋啊，田赋你都敢动？！
不错，东南最有钱的不是大地主而是大商人，尤其是大海商，可是……这天底下出了高务实那个奇葩之外，哪家大海商没有大量的良田？
你要问为什么大海商也有大量良田？笑话，在大明朝没有大量良田，你的社会属性就是单纯的商人，而不是地主士绅！
大明朝的商人有多少社会地位谁不知道啊？不是地主士绅，靠什么跟官面上打交道啊？
你当人人都是高务实，自家就是实学宗门，根本不担心门第问题啊？
人家高务实不担心门第，是因为他家本就是世宦，而他伯父是文正公，他自己还是“两百年来真魁首”的六首状元啊！
你又是谁，也配跟他比？
所以魏学曾这一手，让申时行震惊得无以复加。
可问题在于，魏学曾一个人就敢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吗？他的背后站着谁？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按照当前的局面来看，魏学曾背后的那个人十有八九是高务实，只有他有这样的胆气敢搞出这样的举动来，其他人……呵呵，不是我申时行小瞧了天下英雄，这种事除了高务实之外，根本没人敢做，甚至提都不敢提！
可是，高务实真的要借此机会调整东南税率吗？他有这样的把握？
他应该很清楚，从这个方面动手的话，那心学派和他们实学派的斗争就不得不全面打响了，而其不仅是打响，甚至连调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幕后金主全被你得罪了，我不应战都不行啊，不死战也不行啊！
申时行急得不仅是额头冒了冷汗，甚至不一会儿工夫连脚底都汗湿了。
他现在突然觉得很后悔，原以为实学派这次突然失去了核心，许国和高务实之间这种“双核心”必然不稳固，搞不好甚至会出现一定规模的内斗，正是自己浑水摸鱼的好时机。
谁料许国根本就是空有其名，高务实看似平时不声不响，实际上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稳固得很，一旦出事，立刻就能调集资源、集中火力来反击。
而更没料到的则是高务实的反应，明明这小子一贯谨慎，偏偏这次跟吃了火药似的一点就炸。现在更好，他居然连东南的田赋都惦记上了！
为什么啊？难道他知道浙商联盟的事了？
一想到浙商联盟打算跟高务实在东南商场上开战的事，申时行忽然觉得自己抓住了关键——对啊，浙商联盟要跟京华开战，高务实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但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他在东南跟浙商联盟开战明显不占优势。
既然如此，先出一套“乱拳”来搅动局势，打浙商联盟一个措手不及，那又有何不可呢？
申时行逼着自己站在高务实的角度来思考，如果自己是高务实，现在这一手的目的何在？
想了一会儿，他自觉有所收获：我且把东南的水搅浑，让朝廷上下都把目光聚集在东南的税率问题上，到时候潘晟的事情就变成小事了，而心学派这边为了确保东南根基不坏，肯定没有余力去估计区区一个潘晟，到时候大有可能放弃潘晟，先保住东南根基再说。
如此一来，潘晟必死无疑，这个阁老位置肯定等不到王锡爵来接任，到时候混乱之下搞不好就便宜了高务实安排的人。而与此同时，东南税率没人敢提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即便这次事件只是高务实虚晃一枪，不一定非要真的取得成效，但只要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无数次，也就不奇怪了。
这样搞下去，迟早有一天会让高务实得逞！
申时行想明白这些，只觉得自己手足发麻，口中干得冒烟，也顾不得讲究什么了，拿起一杯早已放到凉透的冷茶就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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