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随着京华的二十门三号炮和四门二号巨炮抵达，岛津家平定庄内之乱的最终决战即将爆发，但正所谓世事无常，有些意外是谁也没法提前料到的。
比如说，德川家康的调停。
家康此前是支持岛津家平叛的，要不然也不会以大老联署的令状为岛津忠恒斩杀尹集院忠栋之合法性背书，并且亲自派人护送忠恒回到府邸。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当初家康这么做，主要目的有三：其一，拉拢岛津家；其二，争取九州不乱；其三，卖京华一个面子——反正不卖也不行。
第一点之前说过，这里且先跳过不提。
第二点其实也提到过一笔，就是岛津家领地以北不远就是小西行长的领地，而小西行长显然不会站在家康一边。
事实上，德川家康在九州这边的实力很弱，目前比较有把握能拉拢到的大大名只有两位：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
原历史上后来加入东军的还有一个领地为肥前国唐津城九万石的寺泽广高，不过这件事本身很奇怪，因为寺泽广高一直与小西行长交好，他们两人都是很不喜欢武断派那群人作风的。所以，后来关原合战之时寺泽广高加入东军，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既然如此，眼下的德川家康当然也没指望过寺泽广高。在家康眼里，他在九州只有两个抓手，就是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从实力而言，倾向于家康的势力在九州岛明显处于劣势，这也正是家康着力拉拢岛津家的原因。
第三点自然就是家康得罪不起京华。他既然知道岛津家作为日本第一个建立起京华水晶楼的大名，背后肯定站着京华，当然就不会在明面上打压岛津。否则，万一引起高务实的不满，他德川家康的乐子就大发了。
日本人重视家名甚于血统，这一点此前多次强调过。不过，德川家康之所以愿意以幕府将军之位让与被他收为养子的高演，其实道理也并不只是为了“德川”这个家名，他还有自己的后续计划，而这一计划实际上也考虑到了血统。
简单的说就是，家康打算嫁一位自己的亲女儿给自己的养子。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亲女儿嫁给养子是否符合规定和传统；第二是有没有合适的女儿可以出嫁。
第一个问题的答桉是肯定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尤其是大名家族经常会有类似的做法。当然，一般情况是该大名只有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他们会考虑将女儿嫁给某人，同时收此人为自己的养子，将来继承自己的家名。
别说这个养子本来是外姓了，就算这养子是自己的亲侄儿，在此时也是被允许的，而且很常见。
随便举个例子：永禄四年，堀越城的武田甚三郎守信应南部家的要求，帮助进攻樱庭城，没想到战死了。得知消息的大浦为则十分悲痛，说：我兄弟帮南部家打樱庭城，结果死了。他功劳这么大，我就好好养活他的儿子吧。
于是，大浦为则将女儿嫁给大浦为信，并将其收为养子。这就算是告慰了兄弟的在天之灵，而大浦为信后来也在大浦为则死后顺利继承了家督之位。
所以，收养养子，然后把亲女儿嫁给这位养子，最后由养子继承自己的家督之位，在日本是很正常的做法。既然正常，德川家康会这样想就毫不奇怪了。
按照家康的设想，这样一来不仅“德川”家名可以按照幕府将军的家格保留下来，而且到了再下一代，将军家的血统里依旧有一半是德川家的，简直两全其美。
至于高演本来只是高务实的庶子，在身份的尊贵程度上有些瑕疵，德川家康也不认为问题很大。毕竟嘛，人家虽然是庶子没错，可你也要看他生父的身份不是？
人家可是堂堂唐国的“关白”！考虑到唐国前不久才打败了日本，以日本人“畏威而不怀德”的风范，“唐国关白”的身份简直贵重得无以言表。那么他的儿子，即便是庶子，放在日本那也是没人敢碰瓷的。
更何况，高演如果是彻头彻尾的唐国人，日本这边的接受度多少还有点问题，可是高演的生母却又是正儿八经的日本大名家公主，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要知道，成田家虽然实力不强，家格却是不低。
太早的先不说，只说室町幕府时期，成田家是关东管领山内上杉氏的谱代，而山内上杉家可以追述到足利尊氏直义兄弟的舅父上杉宪房之子，身兼上野、越后、尹豆守护的上杉宪显……反正简单的来说就是成田家历史悠久，地位也不差。
说得难听点，“德川”以前不过是区区“松平”，三河一带烂大街的苗字罢了。后来家康自己想办法“整理家谱”，说他原本的“松平”是清和源氏的新田氏的支流得川氏的末裔，因此自己“回朔”一下，但把“得川”改作了“德川”。
实际上，家康的这个“源朝臣”家格鬼知道有几分真，但不管真假，反正后来朝廷认可了“出于源氏的德川氏拥有和藤原氏的分支氏族一样的地位”。因此，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不同，秀吉无论如何都不能出任幕府将军，只能自己搞了个“宫武一体”的丰臣公仪，而德川家康后来却能以“源氏长者”的身份轻松出任征夷大将军。
总之，家格这个东西，说重要那是非常重要，但如果你有手段有能力，找一个能冠冕堂皇忽悠过去的理由也不难——除非是秀吉那种，是个人都知道他出身寒微，才需要另辟蹊径。
高务实的“家格”在日本根本没法定义，但人家现在的“国际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甲斐姬的身份明摆着，家格并不低。
由此，高演早前的身份地位就没有问题了，而当他成为德川家康养子时，家格自动按照德川来算，就成了“源朝臣”，也就毫无疑问了。
家康计划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女儿。这里有一件事很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
原历史上德川家康本有个女儿叫做松姬，出生于196年，也就是大明万历二十四年、日本文禄五年，但是年仅两岁时就夭折了。
然而这一次，由于家康早已和京华暗中有了勾连，松姬生病时得到了京华的江户水晶楼送来的药物，继而居然逃脱了早夭的宿命，坚强的活了下来，如今已经快四岁了。
“水晶楼”只是京华在日本几大商社总部、分部的别称，得名于这些楼宇大量使用透明玻璃。实际上在这些总部、分部之外，京华商社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贸易体，其中就有医馆、药铺。
这些医馆之中的坐堂医师都毕业于大明京师的京华工匠学堂医学院，医术水平远超此时日本许多所谓的名医，故而松姬也就因此捡回一条命来。
高演出生于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是甲斐姬的长子，比松姬大不到一岁，年龄上可谓相当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德川家康在提议收高演为养子时就已经定下了“将来让松姬嫁给他”的计划。
现在把目光重新挪回到岛津家的庄内之乱。家康既然各项计划都早已定好，那按理说等着岛津家打下庄内，把尹集院忠真杀了就行，怎么又跳出来调停了呢？
答桉是：家康没料到岛津家半年下来愣没解决尹集院忠真，而他自己现在却非得收拾上杉景胜不可了。这种时候九州乱不得，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岛津家出来表态支持自己。
那么，现在的新问题则是：德川家康为什么突然就需要立刻收拾上杉景胜了呢？
根据后世日本史学界的通说，德川家康讨伐上杉景胜是由于上杉家私建领地，有谋反意图。但是很显然，问题怎么可能如此简单！
丰臣秀吉时期，上杉景胜和德川家康先后加入丰臣政权，两家基本维持良好关系。由于丰臣秀吉生前曾经指示，顾命大臣互相结亲以加强羁绊，同心协力辅助丰臣秀赖。不过，丰臣秀吉的具体安排是什么，又或者是否得到执行，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唯一有迹可循的是，上杉家与德川家在奉行之一增田长盛的穿针引线下，差一点就结成姻亲关系，而且引起了另一位顾命大臣毛利辉元的忧虑。不过，由于爆发丰臣七将袭击石田三成事件，此事便不了了之。
按理来说，既然差点结成姻亲，两家关系应当相当不错才对，但事实也并非如此。
丰臣七将袭击石田三成事件后，在德川家康的主导下，事件中唯一的倒霉蛋石田三成闭门思过。这个结果不仅使得毛利辉元甚为不满，而且跟辉元一样，与石田三成关系不俗的上杉景胜也同样受到影响。在石田三成被迫引退后不久，毛利辉元便与上杉景胜私底下接触，提防德川家康。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哪怕在这个时候，上杉家与德川家仍然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因为，对于德川家康一步步排挤其他偏向于石田三成一方的大名的行为，上杉景胜并未进行积极的干预。
总的来说，直到今年八月下旬，上杉景胜与其首席重臣直江兼续一起回到会津为止，德川、上杉两家在表面上是没有隔阂的。
那么，为何在他们刚一离开京都，两家的关系就突然急速恶化呢？
首先是上杉景胜重臣之一的藤田信吉突然率领家族及家臣离开上杉家，或者说是逃离上杉家。他们跑到下野国，向德川家康寻求庇护；
接着，位于会津西邻的越后国春日山城主堀秀治的重臣堀直政向德川家康告密，指上杉家领内有不寻常的举动，如大量动员去进行土木工事，似有不轨企图。
上杉家进行大量的土木工程是否真有不轨企图呢？事实上，上杉家庆长三年春天受丰臣秀吉之命，从老家越后迁移到会津不足半年，丰臣秀吉便撒手人寰。
“天下人”丰臣秀吉的死对日本而言自然是天大的大事，上杉景胜身为顾命大臣之一，自然不可能在这紧急关头回领地去。他跟重臣直江兼续一直待到庆长四年八月下旬，才有机会回到新领国。
按照丰臣秀吉生前的指令，大名家在没有批准下，是不可以私自在领地里大搞基建的。但是，考虑到上述上杉家的情况，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因此没有人去追究。
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目前明面上的继承人德川秀忠在三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上杉家正在领地内进行建设，在写给上杉景胜的信中也表示理解之意。换句话说，上杉家进行领地建设一事，其实早已通知周边，就连不接壤的德川家同样知道此事。
更重要的是，所谓堀直政告发的说法，在后世只出现在上杉家的史料、军记，以及大名鼎鼎的“直江状”里。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动作，足以惊动远在百多公里外、没有跟会津直接接壤的堀家的话，那么与会津接壤的大名也应该会报告才对，但在史料上却丝毫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录。
因此，德川家康与上杉景胜之间出现的矛盾，最大的焦点显然并不在于上杉家的领内建设问题上。
真正的问题有两个，一个与藤田信吉有关。这位出逃的上杉家臣逃到德川家康的领国后，没有任何动向可循，他逃出上杉家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一般相信他是因为当时的上杉家完全由直江兼续以及他的党派控制，出身他国的藤田信吉日渐被孤立，最终出走上杉家以求发展。
同时后世还有个可供推论的证据，即藤田信吉在关原之战后，获德川家康封赏为一万石的大名，于是有史学家认定藤田信吉因为挑起事件，让德川家康有机会压制上杉家而立下功劳，才会得到赏赐。
也就是说，这部分学者推测正是因为藤田信吉于二月下旬逃入德川家康领地后，便告发上杉家有不轨举动，使德川家康有了机会出手。
虽然部分学者这么认定，但仍需指出的是关于藤田信吉的记载，除了“直江状”外，基本上在历史上这位藤田信吉没有任何存在感，他的名字也基本消失在史料中，直到关原之战的封赏中才再次出现。
因此，他到底是否告发上杉家，也只有上杉家的记录中出现过，并没有自他史料可以左证，几乎可以认为是个孤证，按理说是不应该采信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上杉景胜身为顾命大臣之一，后来到了庆长五年初春仍然没有上京，向主君丰臣秀赖行礼贺拜。
实际上，当时在京都、大坂，上杉景胜没有上京的事早在四月初便成为话题。比如四月初八，岛津义弘在写给岛津家久的书信里就曾经提到：
由于景胜不上京出动，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多番斡旋，但还是无果而回。尹奈昭纲将于本月四日出发前往奥州。
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岛津义弘写给兄长岛津龙伯的书信中再次提到：
鉴于长尾大人延迟上京，知悉后已派尹奈昭纲为使者，连同丰臣家的奉行派出的使者，于十日从伏见出发前往会津。他们预计会在六月回京报告……据称，内府公因应回答内容，或会亲自率兵讨伐。
两份书信的内容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上杉家是因为延缓上京而遭到指责。第二，在此前，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已经为这事做了一些调解工作；第三，岛津义弘在第二份书信里提到德川家康与丰臣家的奉行联手派使者前往会津一查究竟。
关于第一点，如果排除感情因素，德川家康是完全有资格以丰臣秀赖之名，要求表面上属同级的上杉景胜前来与丰臣秀赖见面的。在当时的武家规矩里，臣下缓怠，没有准时谒见主君，会被视为不忠之举，严重者将被主君和其他家臣视为有意谋反，会遭到围攻。
排除德川家康背后的谋划，单纯从岛津义弘的两封书信就可以看到，迟到并非是德川家康神经过敏，当时的许多武家也同样对此事议论纷纷。
而第三点，同样可以看出，对于这件事并非只有德川家康派出使者，丰臣政权的奉行同样也派出使者去质问上杉景胜。根据岛津义弘的另一封信可以得知，代表丰臣政权的是同属于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
这就意味着，上杉景胜延迟上京，的确并非德川家康故意找茬，因为丰臣政权的奉行和另一位与上杉景胜交好的大老毛利辉元也认识到当中的问题严重性。因此，这更加说明了这次矛盾在一开始并非后世日本通论众所认为的领地私自建设问题。
在会津建设问题上，无论是德川家还是上杉家周边的大名，都没有相应的记录。说明，对于上杉家建设领内的行为，其实属于稀松平常，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真正的原因在于上杉景胜因为不明原因而延迟上京。
或许从天气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上杉景胜因为会津大雪封山不便出行的顾虑。但在进入次年四月份后，随着丰臣政权使者的前来，大雪封山无论如何也不应继续成为理由，但上杉景胜仍没有上京，这才造成丰臣政权和德川家康共同派出使者，最终引发德川家康征伐会津上杉家。
在原历史上，上杉景胜不肯进京的原因已经找不到了，不过现在却不一样——各方情况都被京华悄然收集，然后先汇总到位于界港的甲斐姬手中，再飞鸽传书禀告高务实。
因此，这一次上杉景胜不肯上京的理由高务实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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