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三年春三月七日，洛阳城内的巡检兵卒以及洛阳府诸班差役，集体出动，维护治安。
如此动静，倒不是除了什么突发重大事件导致城市戒严，相反，此时的洛阳城内一片祥和，安定繁荣，市井坊间，街头巷尾，都笼罩在一种喜庆的氛围中。
因“东京爆炸”事件而专门设立的应急救难官兵，则全部投入到街市之中，进行治安防火巡察，领着每个公所的职吏对辖下每一街坊进行检查，挨家挨户地宣讲提醒防火事宜。
这一日，乃是嘉庆节，作为五大节之一，官府有些特殊的应对准备，也再正常不过了。
算算时间，距离“嘉庆节”之诞生，也足足四十多年过去了。漫长的时间下来，在官方不断的强化推动下，也足以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到大汉子民节庆生活中了。毕竟，有太多大汉小民因天灾人祸、疾疫流行等意外因素影响，走完一生都不需四十年。
而嘉庆节走过这四十多年，从节日内涵到节庆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嘉庆节的设立说来也多少带有那么一丝偶然，一部分官员依前朝例，上表请贺皇帝万寿，而彼时才刚巩固大汉政权不久的世祖皇帝更需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于是从谏如流，把自己的生日设为嘉庆节。
最初，也只是局限于宫廷之内，朝堂之上，渐渐地随着世祖皇帝权威益固，功高盖世，在宣慰司的积极宣扬下，官方的庆祝活动也开始朝民间扩散蔓延。毕竟圣主临朝，全天下的子民也都该、都想沾一沾皇帝的喜气与瑞气。
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性，有其显着的标志，嘉庆节也不例外。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比起单纯地为皇帝贺寿庆祝，嘉庆节也更像是一个祈福节了。
每到这一日，只要有条件的大汉士民之家，都会沐浴净身，换一身新衣，焚香祷告，各地方在这一日也多有祭拜活动，士民多积极参与。祈福的形式则呈现多样化，放纸鸢，放河灯，跳祭舞等等，很是丰富。
至于大汉百姓祈福的对象，同样众多，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强制规定。因此，不管是祖宗英灵，还是皇天后土、仙佛大帝，只要不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淫祠、邪神，都任其拜祭。
随着世祖皇帝驾崩，几乎是一种潜规则，他成为官民必须祭拜的一尊神。说来也是让人感慨，世祖皇帝在世时官民的敬拜未必有多真诚，反而是死后，却让人发乎内心地去祈福祭拜，希望能得到庇佑。
或许在小民朴素的认知中，脱离了肉体凡胎限制的世祖皇帝，才能灵魂不朽，才能真正泽被万物，庇佑赐福每个心诚的子民......
当然了，求佛问道者，还是居其多，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也让嘉庆节成为佛道两家一项重要节庆。每到这一天，京城内外的佛寺、道观，都是大开山门，广开法会，讲道启灵，以度世人。
尤其是白马寺的无遮大会，紫金观的天地法会，往往聚众上万，信徒云集，这个过程中，各个山门香火钱也必然数倍乃至十倍于平常。
今年就更不寻常了，白马寺请来了游方讲禅的广济禅师。这广济禅师来历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学佛二十载，而后游历天下佛道，苦寻大道，四十余年，不曾停下脚步，最远甚至去过于阗、安西。
当然，由于佛理高深，“业务素质”也过硬，取得朝廷授予的“执业证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且还是由钦天监颁布的最高等级的印有龙纹的金册。
与之相对的，丹鼎道的紫阳道长也出现在紫金观。这紫阳道长当然也是一位奇人，据说他在华山修道三十载，渴见陈抟老祖而不得，但是，三十年之大毅力最终还是感动了老祖，有一日紫气东来，老祖于梦中传道，授他大道真章......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虽然道门派系纷杂，有如一盘散沙，但由于与世祖皇帝之间的数度渊源，陈抟老祖在天下道门的心目中地位还是极其崇高的。
因此，传闻得到老祖真传的紫阳道长，自然水涨船高。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这紫阳道长是在世祖皇帝驾崩后才开始走出华山，个中缘由就耐人寻味了......
但不管如何，佛道文化的注入，也让嘉庆节丰富了内涵，有了能够传承更久远的基础。
如此嘉庆，官方民间大小会扎堆，如何能不让巡检司与洛阳府紧张了，治安秩序是一方面，防火更是重中之重。
凡祭祀活动，必明火泛滥，也就导致易于走水，发生火灾。这是多年下来，洛阳官民用生命、财产损失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但是，不管怎么防备，怎么宣传，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官府也无法顾全到洛阳内外上百万的人口。
于是，城东南位置的履信坊又突发大火，所幸有巡检兵丁反应够快，迅速赶至，组织灭火救人，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即便如此，也祸及三五家宅庭，老老少少七八人烧烫伤......
而市井之间，被快速扑灭的小火小灾，更难计其数，城内外最为忙碌的，承受压力最大的，大概就是来回奔波巡察的巡检、府衙兵丁差役了。
烟火气笼罩下的大汉帝国，固然不是所有人地方都如两京一般繁华喧闹，但不论是城池、市镇还是乡村，在同一节庆习俗，在相同的祈祭行为下，隐隐达成了共鸣。
这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文化认同，对帝国的认同，大汉朝廷的统治也是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下，浸润人心，触及到庞大疆域的每个角落，当然这种触及有深有浅。
民间一片热情，中枢朝廷同样有活动，虽然被皇帝刘旸砍掉了那些奢侈铺张的庆祝，但高坛祭天，太庙祭祖，功臣阁祭灵，还是一样不落，由皇帝亲自带头。
祭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排在前等的大事，而嘉庆大祭，也已经成为大汉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祭祀活动。
或许千百年后，大汉帝国早已衰亡，什么丰功伟业，盛世王朝都化为乌有，但嘉庆节、祈福节却依旧能延续下去，即便在漫长的时光中人们会遗忘乃至忽略节庆之来源，但只要烟火气起，祈福声响，对世祖皇帝来说，仍旧是一份来自千百年后的告慰......
中央之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性，给他几十年基本的治安秩序稳定，他就能还你个辉煌繁荣的盛世。
这一点在世祖皇帝时代，已经有所体现，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带出经济与物质文化水平的显着提升，若不是扩张的力度太强，以及世祖晚年时期的一些劣迹，所谓的开宝盛世或许能显得更真实些。
但即便如此，世祖皇帝留下的这份基业，只需稍加打磨刷新，就能焕发蓬勃的生命力。承上启下，打造一个真正繁荣富足的盛世，这也是皇帝刘旸的历史使命。
历朝历代，所谓治世、盛世，都是在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实现，所有繁荣的背后都避免不了统治阶级对黔首小民的无情剥削，而治盛世的成色如何，一看生产力水平恢复发展得如何，二则看剥削阶级的底线在哪里......
同为封建帝国，大汉即便打破了历代疆域之极限，科技、生产力水平也有极大提升，但较前代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也是从立国之初就固有的特性，基因序列就是这么排的。
但不提太久远未来的事情，就当下，随着皇帝刘旸以强力手段约束起统治阶级，澄清吏治，打击不法，给下民更多、更宽容的生存空间，那种根植于大汉百姓骨子里的生产经营能力，也再一次地迎来爆发。
有些事情的成效需要时间来检验，而有些变化则是立竿见影的，一年多的时间，从中枢到地方上千官吏的处置，几千家豪强地主的强制外迁，皇帝刘旸就这么擎住了苍穹，扛住了江山，也让大汉这片天下的芸芸众生多了几分喘息的空间。
当刘旸的种种作为，说穿了也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外事和平，内事休养，崇法治吏，克己安民。
或许连世祖皇帝都没真正看出刘旸的一种特质，那就是极致的克制，如果说太子时期需要韬光养晦、小心翼翼，那么这已经是登基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从刘旸身上依旧看不到多少私欲，没有任何个人享受，曾经在世祖晚年流行于宫廷上层之间的奢靡之风，几乎被刘旸一扫而空。
虽然刘旸嘴里一直说着，是在效仿世祖早年之简朴之风，但两者之间是有天地之别的。
说来或许有点不尊重，世祖皇帝在乾佑年间的节俭利落，那是国力所限，说白了就是穷的，看看开宝后期的他吧。
而刘旸时代呢，就算不提国库，少府的财富可是堆积如山，都可任其享用的......所以说，一个能掌控自身，控制住内心私欲的人，大概率是能成事的，而身为皇帝也能做到，并且长期坚持，那么这种人实则也很可怕。
大汉的权贵与官僚们，也会慢慢发现，世祖皇帝虽然息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但只要别突破底线，甚至只要不倒霉地落在他手里，那就日子照过，酒照喝，舞照跳，美人照玩。
而雍熙皇帝，虽然宽厚，沉静而文雅，也慎于刑杀，但他对朝制的维护，对所有人的管束，却更让人习惯于特权、越权逾制者从里到外的难受。尤其是，犯了法，就想着往海外赶人，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比起开宝时代，雍熙时代在政治氛围上还是要宽松很多的，如果说不让权贵犯法虐民也算“苛政”的话，那么这或许就是刘旸最苛刻的地方了。
还不如世祖皇帝时自在呢！这，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心声了。当然，人考虑一件事往往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纠结于某一点的同时，也往往忽视一些东西。
持此类想法的人，大概就忽略掉了一点，雍熙皇帝处置的权贵、官僚、地主，世祖皇帝碰到了，同样会严刑峻法，甚至搞株连族灭，只不过，要“碰”到才行。
......
雍熙三年，秋七月，盛夏的尾巴勾出秋老虎，天气还有足有几分炎热的时候，銮驾起行，开始了刘旸皇帝生涯中的第一次正式出巡。
虽然如山堆叠的奏章几乎把刘旸淹没，各地纠察成果也很显着，利好的消息如雪片般呈至洛阳皇城，但刘旸仍旧想着亲自出去走走看看。
当然，这也是在朝政稳定，国家益安的情况下，刘旸才敢动此心思，否则仍不敢擅离京师。
出巡计划定下，对于出巡可能造成的影响，刘旸也是尽可能考虑周全，尽量不给地方添麻烦。
出巡费用，国库只承担正常的官员俸禄，官兵饷银，军辎供应，其余用度开销，悉由少府支出。为此，刘旸直接批了一百万贯钱，当然，在他的计划中，这些钱可不全用作行营所费，而是考虑到对一些贫苦小民的施恩降惠，以及地方清正官员、德义之士的嘉奖等等。
随行人员，刘旸也是务求精简，官兵只有三千大内军，由李继和统帅护驾。由于当初李继和报信的“忠勇”表现，刘旸登基之后，给足了汇报，一跃从大内十六营中脱颖而出，直升为大内军都指挥使，这可是正三品的军职。
李氏兄弟所受恩宠之盛，也由此可知，不过也正因如此，他这个大内军都指挥使注定做不久。
至于随驾臣子，主要有四人，内阁学士王旦，宰臣是都察使韩徽，赵王刘昉，以及才成婚不久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
关于刘文涣的亲事，在京中还一度引发轰动，倒不是婚礼排场有多奢华宏大，也不只是他皇长子的身份，还因为他结亲的对象——常潆，在京中名气很大。
常潆出身自然不是普通人，真要说起来，就得追溯到其曾祖父常思了，那是高祖的从龙之臣、开国元勋，郭威都得呼之为“常叔”的老贵，虽然后来因为贪戾不仁、违法乱制，被世祖皇帝处置了。
但是资历毕竟在那里，又始终维持着与郭氏之间的亲密关系，老常思死后，虽然日渐没落，但郭威在世时，念着早年的一份香火情，也颇多照拂。有才者，还是予以支持提拔，就比如常思之子常炬就曾做到汾州刺史。
至于刘文涣娶的常潆，则是当代常氏家主常琨的嫡女，常琨的官很小，只是个工部员外郎，但常潆则十分不凡，名气比他爹甚至远比他曾祖要大。
首先是长相，此女十分美貌，男子见之，多倾心断魂，据说有一次常潆过西市，面纱脱落，真颜露出，引得街上四车连环相撞。
同时，常潆还很有才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17岁时，女扮男装，在牡丹诗会上一鸣惊人，差点状元孙何都比下去了。
这样一位色艺双绝，名冠京师，又是功臣之后的美人，自然引得京中权贵子弟争献殷勤，想要娶回家，上门求婚者几乎踏破常府门槛，都为其父常琨拒绝。
直到赵贵妃在一次与命妇们闲谈时得知其人，来了兴趣，召之一番观察交谈，心生喜爱，然后就动了召为新妇的心思。堂堂的赵贵妃，给大汉皇长子纳亲，常琨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一番程序过后，常潆成为了刘文涣的正妻。
对于这门婚事，且不提多少京畿豪门子弟、士林才子梦碎，也不说市井之间有多少津津乐道的议论赞叹，至少赵匡义是颇有微词。也曾劝阻赵妃，不要纳常潆，在他看来，这常家父女动机不纯，有经营名声、待价而沽的嫌疑，不是良配。
然而，赵贵妃不听，甚至觉得赵匡义这个叔父手伸得太长了，连刘文涣的婚事都要干预。同时，她看重的也正是常潆那盛大的名气，娶这么个儿媳，也是为刘文涣扬名，面上有光。
另一方面，以常氏为纽带，能够加强与郭氏之间的联系，关键时刻也许就有奇效。
对于赵贵妃暗怀的这点小心思，赵匡义在得悉之后，是差点痛骂其愚蠢，见识庸短。
皇帝可是务实的人，你现在去沽名钓誉，经营虚名，这不是惹陛下不喜吗？
同时，既然都已经想到可以拉拢郭氏，为何不直接求取郭氏之女，绕常氏这个弯子，一个没落的家族，上三代大几十年前的交情，如今能剩几分？郭侗的孙女，固然没有常潆的才色，难道还配不上刘文涣？
可惜，赵贵妃固执己见，赵匡义除了在心中大骂妇人之见外，也毫无办法，除非皇帝否决这门婚事。
可惜，对于此时刘旸从没有在明面上过多表示什么，相反在刘文涣成亲后，常潆之父常琨直接由一个边缘的工部员外郎，升任河北道监察御史。
銮驾一路西行，过长安，下汉中，刘旸的视察十分仔细，定都洛阳的情况下，关西地区就不可能被忽视。
尤其是关中平原，当然不如曾经的沃野千里，但事实上每年的农作物产出依旧不少，在没有朝廷这个庞大的吸血兽趴伏身上的时候，自给自足是绰绰有余，这还是在刨除上缴税赋以及支边的情况下。
到了汉中平原，也是一般，丰富的产出，着实让人欢喜。等进入剑南之后，光景就不是那么好了，虽然距离蜀乱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战争的后遗症依旧严重，疮痍破败之景，不下十年苦功是难以抹平的。
不管是气候环境还是蜀中子民，都还处在一种缓慢的恢复期中，不过，成都平原上还是出现了成片的水稻，金灿灿的季节，这也是过去五六年中蜀中百姓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农时，十分不易。
不过，这是一个好征兆，也意味着剑南道已经恢复正常秩序，走在正确发展的道路上，有这些田，有这些人，有这些稻，终有一日天府之国的盛况还会到来。
多提一句的是，如今蜀中种植水稻，已然以占城稻为主，在这方面，朝廷几十年来还是做了不小的努力进行推广，而大汉南方的水稻产量也逐年攀升，如今大米也和小麦一般成为大汉百姓饭桌上的主食了。
到了成都，刘旸顾不得褒奖李沆、徐士廉、刘廷翰等文武对蜀中恢复的功劳，先拜武侯祠，再拜潘公庙，然后于成都郊外社坛，以告祭蜀乱之中的死难者，无分官军还是叛贼。
同时，刘旸让武德副使林特从蜀中各地找来各行各业的代表，请他们喝酒吃饭，倾听他们的心声，以此判断民情，考察各地方官吏治政之优劣。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刘旸很是大方地向蜀民致歉，言蜀乱是朝廷监管不力，官府施政不善，罔顾了蜀民之苦痛。同时与民立誓，胆敢欺虐良民黎庶之不法勋贵、官员、地主、商贾，必惩之。
不得不说，刘旸弯下身段，一番亲民的操作下来，效果是显着的。至少，随着此事的不断传开，蜀中百姓对朝廷、对皇帝残存的怨气是彻底消解掉了。
他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皇帝与朝廷远在京畿洛阳，对蜀中的监管有些怠误是很正常的，结论：最坏的果然还是剑南的那些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在成都及周边，刘旸足足待了一个多月，显然，这就是他此番出巡的主要目的地。遭遇了严重祸乱的蜀中官民，也需要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抚慰，再没有比躬亲视事更有效的了。
除了考察治政官吏，更重要的是遍访民情，在盐、茶、丝上尤其是重视，这可是蜀中的拳头产业，甚至到南边亲自观摩井盐的生产制作流程，亲切接见盐工，把那些当牛做马的盐工感动得涕泗横流。
原本，刘旸还想再往南，前往黔中、云南去走一遭，结果被臣下们劝住了。黔中、云南虽然归附已久，但终究还是边鄙之所，皇帝亲临，安全是一方面，山高林密的，难保不出现什么意外，再加上气候、疾疫的影响，更不得不防。
刘旸不是听不进劝的人，叹息着按下想法，不过却遣使者传诏，将黔、滇以及吐蕃一部分势力强大的土司召集到成都来，设宴款待他们，一叙“情谊”，同时再度向他们保证，朝廷一定会尊重、保护他们既有之利益，当然他们也需向朝廷贡献出自己的“忠诚”。
经过这么一场“成都大会”，那些土司、头人们很受感动，从雍熙三年起，大汉西南三十余年没有发生大乱，纵有小乱也被官军、土司们迅速扑平了，有些甚至传不到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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