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36 新时代下的大汉(上)

  正俗坊内,长平街上,十几岁的少年脚步轻快地走来,雀跃的步伐诉说着不错的心情,并不住地与路遇的街坊四邻打招呼。

  已至傍晚,天色黯淡,沿街的店铺摊贩,有关门收摊者,也有点灯迎客者,复起的嘈杂,就像是洛阳士民夜生活开始的奏鸣曲,即便是以贫苦百姓居多的正俗坊内,也是要过夜生活的。

  少年走马观花一般,但在一处名为“胡姬楼”的建筑前停下了脚步,隔着一定距离,但阑珊灯火下映出的那名胡娘老鸨子揽客的身影,依旧让少年口干舌燥。

  正俗坊内的妓场,质量自然难谈上乘,但主打一个“胡风”特色,在整个公所里都独树一帜,甚至更远的里坊也有客人前来,其中也不乏一般的贵富,“猎奇”二字就能解释了,毕竟,在西京城内,真正高质量的“胡姬夷风”,也不是一般富贵之家享受得起的。

  楼内灯火通明,已然能听到推杯换盏的动静,但少年顾不得猜测探究里面究竟是怎样的花花世界、温柔天堂,眼帘之中,尽是那老鸨子不住晃动的第二性征......

  本能摸向怀里,又本能地恢复清醒,兜里那点钱,怕是连茶水费都不够。大概是驻足久了,引起了老鸨子的注意。

  虽然以“老鸨子”称呼这位胡娘,但那也只是年纪大了些,容颜有所褪色罢了,但那股成熟的风韵,对血气方刚的少年而言,实则有致命的诱惑。

  看到逗留街对面的少年,老鸨子似乎认出了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官话,叫道:“小郎君几度留步,既有雅趣,何不进门看看?”

  言语间,甚至朝少年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吓得少年一个哆嗦,就仿佛这胡娘要吃人一般。

  不敢再多留,脚步蹒跚,仓皇而去,一个不注意,还摔了一跤,那青涩的表现,狼狈的身影,看得胡娘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

  而那恣意的笑声传入少年耳中,仍带稚气的面颊更是涨红了,但一直到街尾,又忍不住回过身来,偷偷地瞄了两眼,见那胡娘注意力早已转移到其他游客身上,少年这才松了口气。

  又观赏了一番那丰腴身段,想象了一番楼内的莺歌燕舞,少年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几度转向,待到正俗坊西北部的一排民舍前,只一扫,便钻入其中一条巷道,家居于此。

  别看正俗坊被京中富贵人家视为下九流人等的聚居所,但也不是毫无底蕴,就比如的这少年家旁边就有一家大户,姓苏,家主名为苏见诚。

  少年就经常攀爬院墙,从墙上偷偷窥探苏家那与他年龄相仿的小孙女,比起那丰乳肥臀的胡娘,这才是他真正的梦中情人......

  而比起一般的富商大户,这苏家可是大有来头,祖上可是开国宰相苏逢吉。虽然时间已经很久远,但这苏逢吉可实在算一奇人。

  乾佑年因贪婪无度被世祖皇帝罢黜,本人及其家族子孙几乎被打入地狱,但硬是靠着在陇西给朝廷养马,花了十数年时间,最后散尽家财,得到世祖皇帝的宽恕,举家迁回京城。

  不仅本人得幸参与了世祖皇帝一统天下的开宝大典,子孙的仕途也被解禁。

  苏家当代家主苏见诚便是苏逢吉的嫡孙,曾官至金城县令,后辞官经商,靠着各种关系与出色的商业头脑,赚下一大笔家产。

  因此,在附近人家眼中,亦官亦商、底蕴深厚的苏家,就已经是高不可攀,格外敬畏。

  但少年不一样,与旁人只会艳羡不同,他不住地幻想,若是以后能把苏家的小娘子给娶了,那会是怎样一番天地......

  少年的名字与曹孟德只差一个字,唤曹孟,不到5岁就随父母迁到洛阳,成为诸多“京漂”的一员。

  常年来,母亲负责照看子女,做些针头线脑的活计贴补家用,其父曹永原是一瓦匠,后在与人做工之时伤了腰,如今在各大行市内做牙郎,靠贩卖信息、给人拉配生意赚些佣钱,东奔西走,很是辛苦,但至少在京城内有了一个稳定的立足点。

  但显然,这是个不能再出任何意外的家庭,否则,要么被西京的繁荣吞尽血肉,要么被赶回乡下去,换个方式被剥削......

  等少年曹孟小心翼翼地推开家门,蹑手蹑脚走进简陋却规整的庭院,还不及观察,便被一道严厉的声音喝止了:“你舍得回来了!”

  注意到屋檐下仿佛躲在阴影里的母亲,曹孟不禁畏缩地唤了声:“娘!”

  单支的烛火在秋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不甚明亮的光线照出四个人的身影。弟弟妹妹坐在方桌边,眼巴巴地盯着桌上的两盘菜,尤其是那盘黄瓜炒肉,曹母也佝着腰坐着,只是侧埋着头,一声不吭。

  曹孟规矩地站在门前,见着母亲那黯然神伤的模样,却有些不知所措,一双无处安放的手摸到怀里,两眼一亮,立刻掏出两串铜钱,献宝一般地捧到母亲面前:“娘你看!”

  面对殷勤的长子,曹母回了神,从曹孟手里接过铜钱,那只粗糙的手只需掂一掂,便迅速判断出,这得有二三十枚钱。

  曹母眼神立时锐利起来,尤其注意到几枚铜钱面上还有一些不曾洗净的暗沉血渍。

  狠狠地把钱拍在桌上,然后起身出门,没一会儿,在曹孟愣神之际,只见曹母拿着一片竹条走了进来,不由分说,照着曹孟的手臂就狠狠地抽了下去。

  面对母亲的责打,曹孟不敢躲,只是跪下,缩着脖子硬抗,倒是旁边的弟妹二人见大哥挨打,哭了起来。

  曹母则不管,连抽了曹孟五下,方才将竹片往桌上一扔,语带哭腔地冲曹孟质问道:“说!这些钱哪儿来的?”

  原来这才是挨打的原因,曹孟刮着挨打的手臂,不免委屈地道:“我赚的!”

  “还敢扯谎!”曹母明显被激怒了,拿起竹片又要打。

  又被抽了两下,曹孟这才慌忙道:“白日南市口杀了两个大官,我跟杨伯帮忙收尸,主人家大方,给的工钱与赏钱......”

  听到这样的解释,曹母呆了下:“当真?”

  “千真万确!”曹孟连连点头。

  然而,紧跟着又是一阵抽打,母亲显然是没留力的,听两个弟妹哭声便知晓了,但曹孟生生挨着,除了呼吸急促,连吭叽声都没有。

  但慢慢的,曹母的力道减轻了,到最后,把竹片丢掉,走到桌旁,掩面抽泣。

  见状,曹孟却是格外不忍,膝行至曹母面前,龇着牙道:“娘下手如此狠,儿都没哭,您哭什么?儿知错了,至多以后不去赚这裹尸钱.......”

  听曹孟这样说,似是诸般滋味一齐涌上心头,曹母不禁哭声大作。这下让曹孟彻底慌了神,扭头瞪了眼旁边两个同样不知所措的泪人,招呼着三兄妹一道,方才把哭泣的母亲劝住。

  曹父曹永日常归家晚了,拖着疲惫的身躯,一进家门便察觉到气氛的不对。

  饭菜已然凉了,曹母默不作声地去热,曹永也注意到桌上摆着的两串钱,目光一下子盯上了在那里不听抽气的曹孟,询问怎么回事,如何把娘亲惹恼了。

  然而,听其解释之后,曹永沉默了好一会儿,走到堂门前,望着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深沉的目光格外坚定。

  夜深了,饭桌上,一家五口,默默地吃着饭,曹永将最后一点烙饼塞入嘴中,冲妻子道:“给我准备一些干粮,秋冬衣各一套,我要出趟远门!”

  曹母闻言,脸色微变,问道:“去哪里?”

  曹永也不瞒着,解释道:“我考虑许久了,仅靠在牙行揽客,赚不了钱。我和几名老哥哥商量好了,三日后出发,去江南进货,做棉布买卖!

  这几年,棉布价格年年上涨,行市上供不应求,我已经和几家布铺、染坊谈好,只要将布拉进京,就能销货,就能赚钱!”

  听曹永这么说,曹母不由道:“那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京畿、河南没有布卖吗?”

  曹永摇头道:“北方布贵,江南的布,量大,质地好,价格也便宜。我已然打探许久了,这一次先去秀州!”

  “终究是异乡水土,若是出现什么......”曹母难掩担忧。

  曹永打断妻子:“我等不是权贵,没办法躺着赚钱,只能博出一场富贵,即便是搏命,也在所不惜!”

  曹孟虽然低着头,但耳朵一直竖着,仔细倾听着父母交谈。对其他事情,多少有些模糊,但曹父的这句话,他却深深地记在心底。

  而见丈夫如此决绝,曹母也清楚,劝是劝不住了,道:“本钱如何解决?”

  曹永说道:“老哥哥们一起凑三十贯,再从牙行借五十贯......”

  至于借钱利息如何,曹永却没说了,但显然,不会低。虽然朝廷已经新增借贷法案,严格控制民间高利私贷,并对许多放贷者处于严厉惩罚,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查处的那些案件,与民间整体借贷规模相比,不过沧海一粟。

  而听其言,曹母眼神中的隐忧之色愈重了,然而,见丈夫态度坚决,劝阻的话却是如何也说不出口了,只能道声小心。终究,曹永才是这个家做主的人。

  能够体会到妻子的不安,但曹永却不想再过多解释了,说的越多,只会加重她的担忧。

  伸手按了按妻子的手,以示抚慰,然后看向长子曹孟,道:“趁着出发前,我会把大郎的事情安排好!”

  提到自己,曹孟立刻抬眼,疑惑地望着父亲:“爹,我有何事?”

  曹永道:“你已年十三,不能再终日游荡,无所事事。我会给你找家店铺,当学徒!”

  闻言,曹孟一脸的不乐意,当即拒绝道:“学徒有甚出息?爹若要出远门,儿便跟着出去,也好照应,免娘担心!”

  “你若是跟着出去,你娘才会担心!”曹永闻言,顿时呵斥道:“何况,你跟着走,你是能扛包,还是会走船?”

  “你已经会打珠算,我安排你张家米铺学记账、做账、货物进出盘点,再多认些字!好好学,爹此行若能把棉布生意撑起来,几年后,你便可回家里帮忙了!”但见长子那不服气的表情,曹永语重心长地劝道。

  说着伸手按在曹孟的肩膀上,像是托付一般,十分郑重地道:“爹出门在外,家里就只剩下一根顶梁,你还需要照顾好你娘亲弟妹!”

  听父亲这么说,曹孟那倔强的表情才真正收敛,迎着父亲的目光,认真地点头应下。

  当夜,曹永夫妻俱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都没有再多说什么。翌日一大早,还都得拖着浓重的黑眼圈,带着整个家庭忙活起来。

  曹永领着曹孟去坊间的张家米铺“面试”,凭借着熟络的关系,基本只需走个过场。曹母则领着幺儿幼女,为丈夫打点行囊。

  一直到三日后,家门前,母子四人依偎在一起,默默地为曹永送行,曹母依旧没有多说什么,千言万语皆化为一声“珍重”。

  少年曹孟立于一旁,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略显佝偻,却如山岳一般坚实。父亲临行前的交待再度浮现在耳畔,在这一刻,少年似乎一下子成长了。

  与曹永合作的,都是奔走于各大行市的走卒,除了他这个牙郎,摊贩、账房、苦力都有,并且有多年的交往,知根知底。

  一行四人,选择走水路,从孟津登船,经过黄河入汴,一路经泗、淮,过运河入长江,辄而东向,历时二十余日,方才抵达目的地秀州。

  秀州在苏州东南,湖、杭东北,乃是江南棉花种植、纺织中心,而由于尽据江海之水运交通优势,更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枢纽、货物集散地中心。

  从乾佑至开宝,在世祖皇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对棉产业发展促进都是一贯支持的,不断地从中亚、天竺等地搜罗人才,培育良种,进行税收上的优惠与奖励,大力发展棉纺工艺,用了几十年时间,方才孵化出一个渐入成熟期的大产业。

  可以肯定地说,棉花与占城稻的大力引进与推广,乃是世祖皇帝一朝解决百姓“衣食”问题的最有意义尝试,而取得的成果、成就,一定程度上比那些赫赫武功更加伟大,只不过,这种贡献不易于被记住,甚至更容易被人遗忘。

  但是,棉产业的发展以及占城稻的普及,却极大地缓解了大汉百姓在基础生存上的压力,这也是过去几十年,大汉人口暴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样的实惠,最终还是落到朝廷,落到统治阶级头上,因为这从事实上增强着他们的统治力,延长着他们的生命力。

  起初,大汉棉花的重点种植区毫无疑问是河南河北二道,从棉种引进、培育、选种、推广,再到棉纺工艺的推广,这些打基础的工作,都是在二道,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不断推动前进的。

  大汉棉纺产业,真正迎来大发展,还是在开宝十五年前后,那时候,棉花的种植与棉纺工艺都已经成熟并且取得了大量推广,尤其琼州知州周仁浚牵头实现对纺织机的改进,大大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对棉纺产业发展的推动效果就更强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江南的棉产业就开始崛起了,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再加上丝织印染传统,使其很容易便赶上了大汉棉产业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北方的棉产业依旧以京畿、两河为主,辅以关内、高昌二道,作为棉花的主要种植区,在官府的扶持下,也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江南这边的快速发展,却是肉眼可见的,不见得后来居上,但赶超的势头明显,有一说一,除了产量之外,不管是人才、技术、还是市场活力,以江南道为核心南方棉产业,都已经超过北方。

  尤其在棉布生产效率与质地上,使用了大量新型纺织机的江南道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场、作坊,是远超北方同行的。也鉴于此,江南的棉行从业者们,已然吹响了向北方发起“进攻”的号角。

  曹永与合作伙伴们动了南下进货的心思,也正是在这种风潮与大背景之下。

  很多事情都是百闻不如一见,也等真正到了江南,曹永等人方才意识到,棉花棉布在这里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可以说,如今棉制品,已然替代丝、麻,攻陷了东南千门万户之家,帮助东南普通士民百姓解“温”的问题。当然,江南丝绸业的发展依旧蓬勃旺盛,毕竟权贵们还是更青睐细腻、华贵的丝绸锦缎,以衬托身份。

  秋高时节,也正是江南丰收的季节,不只是晚稻,也包括棉花的采摘。当然,比起那些难吃的占城稻,曹永等人眼里全是那些白花花的棉团。

  一直到秀州,才算真的开了眼界,如果是南方棉产业以江南为中心,那么江南道则是以秀州为中心。整个秀州,几乎半数的家庭、农户都在从事棉花的种植抑或棉布生产,对于大部分秀州百姓来说,这甚至就是他们的主业,所有的生计来源。

  当然,秀州能获得这样的发展,除了本身适宜的种植条件,以及得天独厚江、海交通优势之外,还得感谢周仁浚的带动。

  可以说,在大汉朝周仁浚算是棉纺业中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不只是带领儋州工匠改进棉纺技艺,在后续棉纺技术的传播、棉纺产业的发展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仁浚曾一度官至河东道布政使,当然没做两年,便告病养老。致仕后的周仁浚,返回了发迹之地儋州,了解到当地棉纺发展的困境。很多父老,都忍不住向周仁浚抱怨,作为“儋机”的发源地,棉产业的发展竟然比不上其他地方,连两广市场都占不下,反而被一些地方的从业者抢了利润。

  周仁浚在后续的调研了解后发现,根本原因,还是地理上的限制。儋州地处琼州岛西北,虽然与陆地一衣带水,并且南方水运发达,但位置还是太过偏远了。而棉产业想要真正发展起来,市场却是在内陆广袤道州,而新的技术与纺织机,也早就传播开来,技术、质量上也不能形成优势,如何能发展壮大。

  在儋州,能够依靠的基本只有两广市场,当然饿不死,然而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摆脱儋州的限制。

  于是,在周仁浚的带领下,十余家儋州棉纺从业者,从儋州迁到秀州,开设工坊,组织生产,传播技术,同时钻研更新纺织技术,试图进行更高效率的棉布生产。

  作为前河东布政使,周仁浚的政治威望对于秀州来说,是极高的,有他背书,秀州官府当然也是全力支持。

  如此一来,“秀州棉”的崛起,便势不可挡了。而等曹永几人到达秀州的上海港时,才真正见识到“江南棉布出秀州”是怎样一种让人震撼的场面。

  上海港的存在,当然也是当年周仁浚选择秀州的主要原因,早在开宝二年,朝廷便在长江出海口,建立了上海务,兴建扩宽海港,以应对逐渐兴起的海外贸易的需要。

  开宝五年,即设上海县,开宝十年,秀州州治也从嘉兴迁至上海县。到如今,上海已是大汉最重要的商埠,江海通衢之地,货殖贸易中心。

  在对外贸易上并不弱于广州,同时,距离大汉的心脏也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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