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年3月19日，长安，朱雀县。
“大学士，你戴上试试。”
王介听到这个称呼非常受用，微笑地点点头，从伙计手里接过配制好的眼镜，试着架在了鼻梁上，然后调整了几下镜架。
那名伙计又殷勤地将一份《长安纪事》递给王介。
“嗯，倒是看得清楚了一些。”捧着报纸看了半响，王介摘下眼镜，轻声说道：“不过，这左眼稍稍有些模糊，恐怕还需再磨制一二。”
“大学士稍等片刻。”那名伙计接过眼镜，迅速回到里间工作室，稍顷，重新换了一只镜片，让王介再次试过。
眼镜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1270年左右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的光学实验。当时眼镜仅是作为老年人阅读之用，到了1290年传到了法国，1310年就已经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
眼镜是印刷的副产品，对于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奇，这就如同说显微镜和望远镜是眼镜的副产品一样不可思议。
眼镜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只有在印刷技术大规模地发展和应用后，才得到重视。众所周知，印刷字一般要小于手写字，而且早期的印刷体也不比手写更清晰，再加之当时的照明采光条件不好，印刷书在扩大阅读的同时，也造成常见的视力疲劳和近视眼，眼镜便很快成为读书人的日常用品。
最早的眼镜片是矫正远视的凸透镜，后来出现了矫正近视的凹透镜。齐国的玻璃光学技术的进步，相应地也带动了眼镜制造业的兴旺。
随着齐国光学技术的发展，汉洲本土随之产生各种各样的凸透镜、凹透镜，以及多镜片组合的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而显微镜和望远镜又引发了医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等新兴学科的革命性突破。
甚至可以说，没有显微镜就没有新生的微生物学，这一切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按照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技术是和理性、知识相关联的创造性行为。正如古代中国发明了罗盘，由此引发了后来的西方大航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层出不穷的新工具和新机器促发了齐国的工业革命，而催生这些新工具、新机器的却是看似不起眼的仪器--比如眼镜、放大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真空泵，甚至是钟表。
如果说眼镜大大延长了钟表匠的职业寿命，那么放大镜则使钟表的小型化成为可能，更加小巧的怀表和腕表使时间得到彻底的解放。在这些生产生活的细节中，如果说钟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那么望远镜和显微镜则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
王介是大秦礼部左侍郎，这个月初才随访齐使团抵达长安，觐见齐国皇帝、拜会内阁总理，并通报大秦国内出现的巨大变动。
大秦皇帝孙可望于去年九月驾崩，瑞王孙征灏在群臣的拥戴下，继皇帝位，改元承德，昭告天下。
大秦新皇登基后，除了第一时间通知周边藩属国派出使团前来南京哀悼先帝，敬拜新君外，还要告知远在万里之外的战略合作伙伴--齐国，大秦已经换了新的话事人，但仍旧希望继续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维持双方的战略协作关系。
当然，使团除了向齐国通报大秦皇帝变更的消息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想再借一笔钱。
数年前，大秦为了朝鲜，与云州北明政权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争。秦军先后动员十万军队进入朝鲜境内，意图将北明势力彻底清除半岛之外，以维护天朝上国之威。但北明尽管国小力弱，但部队战力极强，竟然先后击败、重创两路秦军，继而与庞大的秦国打得有来有往，形成拉锯之势。
后来，在齐国的调停下，秦明两国罢手停战，各自于朝鲜境内划分势力范围，不相侵犯。这场战争，大秦可谓是得不偿失，不仅花费了数百万两银子，还让北明生生地割占了朝鲜四成领土和人口，大大削了大秦皇帝孙可望的脸面。
为此，大秦开始励精图治，改革军制，要仿齐国陆军模式，建立大秦新军。
然而，让大秦君臣意想不到的是，这新军的耗费居然如此巨大。仅五千余的官兵，从人员饷银、被服军装，到装备的武器军械、训练弹药，以及整个后勤辎重，每年就要耗费一百二十多万两白银。若是，拉上战场打上几仗，估计花费将会更多。
这新军，简直就是一头吞金巨兽！
可是一想到秦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皇帝孙可望一咬牙，继续加大投入，将新军规模扩大至一万人，势必要将秦军的作战实力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在国内尚有五十余万旧式军队尚未淘汰之际，有限的财政收入必然无法支持大秦的军制改革持续推进。在这种情势下，去年一月，大秦便以广州市舶司为抵押担保，向齐国借贷了五百万汉洲银元，期限十年，以补充空虚的国库。
然而，就在大秦休养生息、积蓄实力之时，一场非常意外的军事冲突却不期而至。
1679年初，西北边境传来警讯。平定了蒙古杜尔伯特、辉特等漠西卫拉特各部的准噶尔汗国突然举兵进入青海，试图要将这块原和硕特汗国的地盘纳入其麾下。
是时，主政西北地区的吴三桂病重卧床，不能视事，其子吴应麒胆小怯懦，有意让出青海。但据守西宁的悍将王辅臣不甘多年经营的地盘就此让与蒙鞑，坚决主张抵抗。在新年之际，带兵三千，从西宁急袭兰州，在内应的帮助下，一举控制全城，并斩杀吴应麒、吴三桂女婿郭壮图及方光琛，闷死病重的吴三桂。
随后，王辅臣遣使至秦州，急告大秦甘凉都督熊天霖，请朝廷速发天兵至青海，以驱蒙鞑。
熊天霖闻报后，在尚未得到陕西总督的命令情况下，提兵三千，冒风顶雪，迅疾杀向兰州。
控制了兰州城后，熊天霖一边不断请命陕西速派援军，一边派出一千军兵随同王辅臣所属部队赶至大通，警戒进入青海地区的准噶尔部。他则领两千精锐，弹压城中乱局，整顿数千军心大乱的吴军。
准噶尔汗王噶尔丹派出使者与秦军交涉，提出此地原为蒙古和硕特部领地，境内还有为数众多的蒙古部落。那么准噶尔来此，特为统一蒙古诸部，是部落内战，请求大秦不要干涉。
熊天霖则觉得，这青海一带为当年吴三桂所破，并纳入治下。而吴三桂早在十年前便向曾经的大明上表归附。如今，这里自然也成了我大秦的地盘，而且人家都求到我了，我如何能置之不理。
于是，熊天霖将准噶尔使者赶出兰州城后，没有再理会噶尔丹，而是继续催促后方派兵增援。
噶尔丹一看，好话不听呀！但想硬打却也未必打得过，侧后方的叶尔羌汗国还未征服，位于西藏的和硕特汗国又暧昧不清，自己所带的蒙古骑兵仅四千余骑，而且还是孤军深入。可若不打，青海地区的蒙古部落又将如何看待自己。
要知道，他在去年冬天，才接受大赖授予的“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还想着自己在带兵进入青海、西藏后，一定会让各地蒙古部落争相影从，投附准噶尔汗国，从而轻松征服和硕特汗国。
但没想到，这些汉人却仍旧能牢牢把控着青海的局势，丝毫不给他任何机会。一时间，噶尔丹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僵持到四月上旬，闻知秦军陆续汇集至兰州的部队规模已达一万两千余，自知没有战胜的把握，噶尔丹无奈之下只能撤军。
准噶尔部军队虽然已经撤走，但聚集于西宁、兰州的秦军却并没有返回内地，而是精选了六百精锐和八百蒙古部族武士，趁天气转暖之际，朝西藏拉萨城进发，准备以强大的武力威慑，将和硕特汗国收服，斩断其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联系，稳定西南边疆局势。
6月15日，秦军进抵原大明朵甘思宣慰司地玉树，收服当地的囊谦王族所属部落。
7月2日，秦军进占昌都，尽俘和硕特汗国官员和地方喇嘛。
拉萨城内的和硕特汗国达.赖汗和五世大.赖.喇.嘛闻讯后，震恐不已，立即分别派出各自使者前往昌都，哀求天朝大军勿要进军拉萨，行杀戮之举。
秦军领兵将领敬告和硕特汗国和五世大赖喇嘛派来的使者，立即举国降附，向大秦称臣纳贡。否则，天朝大军数万官兵将杀入拉萨，尽屠其众。
在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又权衡利弊后，和硕特汗国达.赖汗被迫屈服，派族弟甘丹策旺前往兰州，上表归附大秦。
而五世大.赖.喇.嘛则应允，会率僧众官员于六月启程前往南京，敬拜大秦皇帝，接受册封，并表示臣服。
至七月中旬，困扰大秦西北和西南的边患，就在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得以暂时消解，而且还扩地数千里，这让两年前还在朝鲜碰得满头是包大秦朝廷，声势大涨。
但是，这场短促的军事行动，因为距离内陆腹心地区太远，以至于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前后靡费白银两百多万两，将从齐国借来的贷款，给花去了大半。
开疆扩土，收纳和硕特汗国，将大秦势力延伸至河西走廊最西端和原乌斯藏地区，却让皇帝孙可望得意非常。兴奋之余，皇帝便在南京紫禁城中大宴群臣。
然而，乐极生悲，孙可望竟然于9月15日夜间，酒后宠幸美人时，猝死于龙榻之上，丢下了他创立的大秦帝国。
新君孙征灏在数位重臣宿将的支持下，登基继位，成为大秦帝国第二代皇帝。考虑到先帝刚刚故去，西北准噶尔隐然有再度入寇青海和河西走廊的苗头，北方那个归附的清虏余孽也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勾连喀尔喀蒙古，行图谋辽东之举。
北明朝廷虽然被齐国给摁住了，没有直接发起军事挑衅，但却鼓动朝鲜东南三道和西北咸宁北道要建立一个高丽傀儡王国，与朝鲜行并立之举。
而国内江南、江西，以及四川等地，也出现各种流言蜚语，民心骚动，俨然有地方势力妄图挑起对朝廷的叛乱。
在内忧外患之下，大秦朝廷一边集结数路兵马，分赴西北和北方，应对鞑虏入寇，一边严令地方政府，弹压民乱和暴动。
眼瞧着国库又空了，于各地额外加征赋税，担心会激起更大的民变。窘迫的大秦朝廷，不得不再次向齐国求助，希望获得一笔数百万元的贷款，以缓解目前空虚的财政，解决严峻的国内形势。
在齐国驻秦国公使的协调下，安南总督区和琉球总督区先行向秦国提供了三十万元的紧急援助，但更多的贷款发放，只有本土才有能力予以支援，尚需秦国政府派出使团至长安，与皇帝陛下和内阁协商讨论。
为此，秦国派出内阁次辅、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魏文安为访齐主使，文渊阁大学士鸿胪寺卿岳敬修为副使，一百六十多名各部官员、书吏为使团成员，于11月5日，乘坐数艘齐国舰船，一路辗转来到长安。
对于秦国的贷款需求，皇帝陛下和内阁政府原则性表示应允，准备再提供三百万汉洲银元的贷款与秦国政府，稳定濒临破产的财政。
使团成员办完了正事，自然是要在能生产制造各种奇技淫巧之物的齐国，大肆采购一番。除了满足自己和家人所需外，凭借外交使团免税的身份特权，自然要为国内有众多需求的人群“代购”一批，赚取一些辛苦的跑腿费。
那些在大秦国内卖出天价的玻璃镜子、钟表、精巧工具、香皂、玳瑁、海珠、象牙制品、龙涎香等商品，在齐国本土却只需花费少许银钱，便能轻松地装入行囊之中。
用玻璃制成的老花眼镜，在大秦仍属于珍惜之物，价格不菲。因而，王介便抽空与几名秦国官员结伴来到长安市场，为自己配置一副合适的眼镜。
尽管，中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都是世界上唯一的瓷器大国，并有古老的琉璃技术，但却一直没有实用的玻璃。
这或许是因为审美，东方文化对不确定的神秘东西有一种特殊偏爱，半透明的瓷或者玉都比透明的玻璃更受青睐。在明朝期间，市场上也有眼镜，但基本上都是用水晶打磨而成，价格高昂，一副眼镜堪比一匹良马同价，而且极其稀少。
正如“镜鉴”二字的偏旁所示，中国的镜子一般都是金属制成，即磨光的铜镜，为了保证镜子的使用，须经常研磨抛光。以至于，齐国所制的镜子，从四十多年前登陆大陆后，便赚取了极高的暴利。
及至现在，于齐国本土普遍使用的玻璃和镜子，仍是大秦少数富人和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至于要将玻璃装到普通家庭的窗户上，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最多是用白纸糊窗户。
齐国，凭借他们所宣称的工业力量，于我大秦赚足了银子，富庶程度更是远超我神州大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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