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税收改革，确保大明经济与财政的良性循环。
这个很好理解，目前大明国库之所以无比充盈，年收入以万万计，主要有朝廷主导的海外贸易、盐茶专营，以及皇家商行的巨量利润作为支柱。
朱高煦当然能镇得住手底下的官员，可不代表他的子孙后代也能像他一样，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税收制度就显得极其重要。
否则就算他在未来打下了偌大的疆域，到时候一旦他驾崩，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
届时，大明经济与财政的良性循环被破坏，朝廷国库越发空虚，恶化到最后连军费、官俸都发不出来，丢疆弃土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之，只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税收制度，再配合皇家自营的商业贸易，即便国库没钱，皇帝内帑有钱的话，也能勉强维持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
第二是提高通讯时效，确保朝廷与各地驻军、地方官之间能够及时无碍的相互联系。
通讯时效与通讯方式的进步、道路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有关。
大明虽然还在持续改良升级有线电报，墨巧司暂时还没有研发出多路电报，但好在单路有线电报勉强能用，否则朱高煦就不会让于谦主持修建从宁夏与辽阳到京师的有线电报。
只要这两条有线电报在实际使用当中发挥出其巨大价值，那么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有线电报系统也就水到渠成了。
至于道路交通方面，受限于实用价值更高、动力更强的小型蒸汽机还在研发阶段，大明眼下还无法构建蒸汽铁路交通网络，但朱高煦可以提前为铁路网络布局。
比如他在草原上设置实土都司，修建四级规格的道路与驿站系统的同时，特地要求在距离直道六百步之外的地方铺设一条三步宽的辅道，此辅道就是将来铺设铁轨用的。
早在永乐十六年，随着朝廷直管的大型煤炭厂、采石场、炼铁厂等官营厂纷纷建立之后，极具实用性的铁轨不仅率先问世，还被工匠们一步步改造成了朱高煦前世记忆中的模样。
当时，为了方便运输材料，在矿山和采石场、煤炭厂、炼铁厂之中皆铺有用木材做成的路轨，至于在木轨上行走的货车全靠人力或牛马拉动。
由于铁料非常重，各座炼铁厂的木轨磨损都非常严重，此时遵化县炼铁厂的工匠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在木轨上包了一层铁皮。
不过，用了一段时间后，铁皮还是会被磨掉。
工匠们说服遵化县炼铁厂提举官宋建，用生铁浇铸成长长的铁条，铺在工厂的道路上代替木轨。
就这样，既省力，又平稳的原始铁轨诞生了。
可是在铁条上行车看着实在太别扭，于是遵化县炼铁厂提举官宋建让工匠们把铁条加以改进，做成了凹槽形的铁轨。
这种轨道可以防止车轮滑出，但容易在凹槽中积上石子、煤屑，铁轨很容易损坏。
于是，工匠们把铁轨做成了上下一样宽，中间略窄的形状，这样垃圾不易积起，铁轨也不容易损坏。
但这种轨道稳定性太差，铁轨受到冲击容易翻倒，从而导致车辆出轨翻车。
最后，在遵化县炼铁厂提举官宋建的提议下，工匠们又把铁轨的下面加宽，造成像汉字的“工”字形，这种形状的轨道既稳定又可靠。
遵化县炼铁厂也由此提高了运输材料的效率，当年的产铁量是去年的好几倍，该厂提举官宋建在年终考核中不仅得了上上的评语，还被工部尚书宋礼赏识，奏请朝廷升其为工部郎中。
那时朱棣已经下令“诸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因此朱高煦批阅到宋礼的奏疏时，好奇之下召询宋礼了解详情，方才得知与他前世记忆中火车铁轨一样的“工”字形铁轨已经在遵化县炼铁厂诞生，尽管行走在铁轨上的车大部分是用马拉的。
自那以后，朱高煦针对各地墨巧司分司以及天下所有煤炭厂、采石场、炼铁厂等矿厂工匠、民间工匠制定了一个奖励机制，即凡是造出半个时辰内在寻常道路上能行使超过二十里及以上的蒸汽动力车辆的个人或团体，至少奖赏三万两银圆。
若造出的蒸汽动力车辆半个时辰内的行使距离可以超过四十里，那么至少奖励十万两银圆。
可惜，一直到十二年后的今天，天下间仍然没有哪个人或团体造出时速达到二十里或四十里的蒸汽动力车辆。
朱高煦虽然知道蒸汽机的原理，但并不代表他能造出来一台实用性强的小型蒸汽机。
因此，乾熙元年九月，朱棣下西洋乘坐的大将军号宝船上，安装的动力强劲的蒸汽机，体积仍然十分庞大。
朱高煦觉得，以华夏人的聪明才智，或许再过十年就会有动力强劲的小型蒸汽机问世。
他坚信，就算十年后造不出这种小型蒸汽机，二十年后也一定能造出来。
第三是构建合理的统治模式。
具体而言，近则置以郡县，远则分封建国，或收为附属国，再远则保留朝贡贸易关系，维持朝贡体系的稳定。
朱高煦不打算搞殖民体系，更不会去搞条约体系。
在他看来，朝贡才是最高级的国际关系模式，以册封为手段，结合儒家思想体系，层层往外推拓。
否则，上来就直接用强硬暴力的手段，驱逐或屠杀某地居民，然后在那里建立强权统治，这样的统治模式注定不能长久。
以这种模式建立的庞大帝国，也必将在失去人心之后，分崩离析。
而且，分封比殖民更先进，也更温和，以夏君治夷民，因俗立法，移风易俗，以俗治俗，最终化夷为夏。
假以时日，建立一个以大明为宗主国，大明藩国为防御据点，大明附属国、臣属国为势力范围，单纯的贸易朝贡国为经济合作伙伴的世界国际秩序，也就水到渠成了。
前文说过，决定一个王朝疆域大小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军事实力、统治能力以及防御要塞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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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煦改革兵制，以募兵制的职业兵为主，卫所制的世袭兵为辅，再配合军需官、军法官等制度，便可不断推陈出新，保证战斗力。
但募兵是需要花钱的，改革税收制度，是为了后世之君有钱养兵，尽可能维持大明军事实力不衰退。
而提高通讯时效，就能进一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能力。
至于分封宗王于海外建立大明藩国，以及在新的占领地设置实土都司，皆是防御要塞的一种存在形式。
若以分封赐土论，大明疆域的极限不在于大明的军事实力与统治能力有多强，而在于朱高煦的心胸有多大。
他如果在沃洲建立大明藩国，那么沃洲就是大明疆域的极限。
假如他在泰西建立大明藩国，那泰西就是大明疆域的极限。
不过，相较之下，在泰西建立大明藩国的难度，比在沃洲要难。
一是泰西本来就存在大量拥有自身文明的小国，种族混杂，习俗不同，语言不同，而且相互之间有恩怨纠葛。
二是大明文武官员及百姓对泰西诸国的态度。
对于如今的大明官民来说，不存在“西洋人思想更先进”的说法，有的只是“我大明乃天朝上国、中央王朝”的理念。
别说大明文武官员轻视泰西诸国，就连大明百姓也看不上体味很重的金发碧眼的“西夷人”与褐发棕眼的“波斯人”。
不错，就是“西夷人”。
自从永乐开海，郑和奉旨巡洋，随其出海的数万官兵水手见过西洋人的生活环境之后，虽然表面上敬称西洋诸国百姓为“泰西诸国子民”，但私底下却称他们为“西夷”。
没办法，很多泰西小国的都城，还不如大明一个县城繁荣，其城内卫生环境更是糟糕透了，街巷间随处可见大小便。
反观大明，在永乐前期朱高煦就奏请朱棣，下诏在全国各府县乡镇街市之中，择地修建公共茅厕，禁止城郊居民随地大小便，同时还顺道推广了堆肥法。
这样一对比，大明官民看不上“西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沃洲与泰西不同。
在大明官民眼中，沃洲地区生活的都是未开化的土着人，而且长相习俗与华夏人几乎没有区别。
所以，大明人对沃洲土人有着天然上的亲近感。
因此，朱高煦把他的儿子们分封到沃洲建国的阻力，远比在泰西地区建国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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