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四章:嵇康四

  在嵇康死后,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绍养大成才。山涛和王戎,在嵇康被杀害之后,对嵇绍一直都特别的照顾。他们尽到了朋友应尽的道义与责任,使得这个孤弱的孩子,即使失去了父亲,却还拥有他们慈父般的关怀与教导,不再那么无依无靠,这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十八年后,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

  关于嵇康的卒年,《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按魏元帝景元凡四年(260年-263年),又《晋书·嵇康传》记康被诛时年四十,故《资治通鉴》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即262年,文学史界订嵇康生卒年为223年-262年,当是依此而定。

  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还见到不同的记载,如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皆云康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被诛,裴氏认为他们的记载有误,故专门作了考辨。而《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云:“按《晋书·阮籍传》,籍以魏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则其生当在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山涛传》言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则当生于建安十年,长阮籍四岁。《嵇康传》但云死时年四十,不言死于何年,《通鉴》系其事于景元三年,则其生当在魏文帝黄初四年,盖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四岁,故云“少亚之”。按《通鉴》记嵇康事迹,主要依据《晋书》,但也利用了《三国志》,故抄录了其中“谯郡嵇康”至“尚奇任侠”一段,而《三国志》云康景元中坐事诛,故《通鉴》将其事系于景元三年,审矣。但《晋书》记嵇康事迹以及徐先生考嵇康生卒年,皆未利用《三国志》的材料,故有所失。中国台湾学者庄万寿则认为嵇康的卒年应为景元四年(263年)。即景元三年(262年)冬钟会虽任镇西将军,但仍有可能兼领司隶校尉,而伐蜀真正开始在景元四年,故嵇康被害的时间下限完全可能在景元四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线索,山涛于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绝交书》言“前年自河东还,闻……”,则绝交书当作于景元三年。《绝交书》言嵇绍“年八岁”,《晋书》载嵇绍“十岁而孤”,若持景元四年论,自作《绝交书》至嵇康被害间有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时间差,若持景元三年则嵇绍的年龄误差较大。

  嵇康墓又称嵇中散墓,位于安徽省涡阳县石弓镇嵇山南麓(原属濉溪之临涣),为涡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临涣县有嵇山,在县西二十里。晋嵇康家于銍嵇山,因姓嵇氏。涡阳古属宿州,清嘉庆十年(1805年),宿州知州李清玉《重修嵇康墓》碑文中说:“宿州西百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叔夜墓载在州乘。”其墓依山凿石而建,巨石封门,上覆山土,墓在山腹中,外表与山一体。现墓洞已被发现,但墓内被盗一空,只存空墓。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修武县,可能为现今云台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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