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时总是藏不住的喜悦，仿佛那短暂的喜悦就能平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抵挡该有的严寒酷暑。
赵碧在家中排行第三，杨明便叫她赵三儿，带着夫妻间独有的亲昵，却又不那么明显。婚后的赵碧，主要负责家里的家务，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喂着几只鸡鸭和一头猪。买这些牲畜的钱，几乎都来自她结婚时父母的帮衬。就连平日里，父母也会送一些鸡蛋或大米来。天气好时，赵碧会背着杨明编的竹背篓，跟着杨明一起出门，去坡上割点嫩草，背回去喂鸡鸭猪。但凡天气一凉，赵碧便不得不卧病在床，连基本的家务都难以操持。即使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也难受地不断呻唤。而她的病情在产下一儿一女后，仿佛加重一般，连天气晴朗的日子都容易气喘吁吁。
杨明扛起了家中的生计，天晴种地，下雨除草，每天围着二十四节气旋转。但是，人的勤劳也不一定能在老天爷那里讨口饭吃。这几年里的收成不好，水稻收成甚至不够四口人吃上一年。因此，那一年到头都有的稀饭里总是掺着红薯、土豆，舀起来只见汤水不见米。可就算这样，每到了一年的寒冬，仍是最难熬的。那瑟瑟发抖的天气，不够吃的粮食，穿不暖的衣裳，逼得杨明在腊月寒冬里还是需要卷起裤腿，下到田里去摸黄鳝、螺蛳、河蚌，然后拿到街上去卖，换取生活所需。这些东西，在腊月天里本就难以找到，他却固执的在那田里摸了一遍又一遍。那僵硬的腿，也就冻了一次又一次。
1976年，城里来了消息，说是退伍转业通知。但这消息就像春天的雨一样，下的时候默默无闻，停的时候也悄无声息。杨明心里不是没有过期待，期待那个人是自己，至少这样能让自己从此刻生活的泥泞里脱拔出去。他对现在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怨言，只是觉得过得有些艰难。他想，如果转业了，是不是能过的容易一点。不必靠天吃饭，不必挨饿受冻。
可是，日子就是带着艰难向前滚动。父母相继离世，越发没了帮衬。家中的两个孩子又陆续到了上学的年纪，几块钱的学费每每都要拖到期末才能卖米卖蛋凑齐。赵碧曾经上过小学，直至毕业，深觉上学好。即使家里入不敷出，仍然向娘家姐妹或者邻里借钱，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当孩子一天天长大，睡觉也成了难题。夏天天热好办，在地上铺两张草席，可是冬天呢？女儿常去挨着邻里一起睡，第二天回来老说睡觉有人掐她。儿子则挨着村里其他男生睡，这家挤几天那家挤几天，总也不是办法。1982年，杨明和赵碧卖掉了喂养的所有牲畜和部分粮食，向同村的大户借了300元，另起了三间瓦房。
随后的几年，赵碧持家更是节俭，一分一厘的攒钱还债。1987年，儿子没能如愿升上高中，却渴望再读一年。女儿在念初一，老师们都说她成绩很好，听话懂事，考高中不成问题。可是，家里的经济只够背负一个孩子的学费。女儿选择了妥协，在家帮补农务，养桑蚕，补贴家用。儿子复读了一年，仍然没有考上，和同村的人一起去了遥远的广州进厂打工。不知道是全国的经济开始变好，还是土地的增收，再或者是儿女都已长大，家里的负债渐渐减轻。
1995年，儿子和女儿相继结婚。赵碧和杨明将省吃俭用存了将近十年的钱贴补给了儿女，足足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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