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公孙贺家族巫蛊案的人是江充，他也是整个巫蛊祸事里的一个关键人物。
江充本名江齐，是赵地邯郸人。太史公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燕赵两地地薄人多，“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名琴鼓瑟，穿着舞鞋到处“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江齐的妹妹也是能歌善舞，江齐就把她进献给赵世子刘丹，因而做了赵王刘彭祖的宾客，终日与刘丹厮混。江齐发现，刘丹秽乱赵王的后宫，并与自己的同胞姐姐通奸。
时间一久，嫌隙渐生，刘丹怀疑江齐将自己的阴私告诉给了父亲刘彭祖，就派人去捉他，却被江齐给跑了。刘丹惊怒之下，就杀了江齐的父兄。江齐向西逃入长安后，改名江充，于是上书朝廷告发刘丹的乱伦秽行，还说他结交地方上的奸猾，为祸一方。武帝闻之大怒，立即派兵逮捕刘丹，并判其死罪。
这时候，赵王刘彭祖上书说：“江充不过是一个在逃的小吏，他奸诈无常，此次上书激怒皇上不过是为了报复私怨，就算把他烹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我愿意挑选赵地的勇士从军出征匈奴，在战场上冒死尽忠，用以为太子刘丹赎罪。”经赵王这一劝说，武帝才赦免了刘丹的死罪，可是也不能再让其做赵世子了。
经此一事，江充受到了武帝的重视，武帝认为他不畏强权，于是把他招来。江充本来英俊貌美、体高健壮，他为了见武帝，又特地带着高冠，披上羽毛。果然，性格夸饰猎奇的武帝一下子对他“惊为天人”，心里喜欢得不得了，还赞叹说，燕赵之地果然多有奇人。
武帝有意栽培，就以时政考校江充，江充对答如流，武帝心里更加高兴。这时江充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要求，说要出使匈奴。武帝就问，要用什么办法对付匈奴人。江充只以一个满不在乎的“随机应变”来应付武帝，大有孙武子的气度，武帝非常满意，于是拜江充为谒者，叫他出使匈奴。
匈奴并非是乐土，而是苦寒之地，江充出使匈奴可能是为了立功而谋一个出身。而赵地自古与匈奴相接——战国时的赵将李牧就是因长年戍守边境、抵御匈奴而著称的——江充是赵人，难道他与匈奴另有什么渊源？不得而知，只知道后来江充大搜巫蛊时，身边总跟着一个“胡巫”檀何。而这个“胡巫”檀何就是江充向武帝推荐的，江充吹嘘说此人能望云气，哪里有巫蛊一望就知。这檀何很可能是匈奴人。
一年后，江充从匈奴载誉归来。武帝拜他为水衡都尉，不久又升他为“直指绣衣使者”。
“绣衣使者”的任务是“督三辅盗贼，禁查逾侈”。“三辅”指的就是京畿重地，“督三辅盗贼”就是缉拿不法分子，保卫京师安全。“逾侈”之“侈”就是“奢侈”，“逾”就是“逾制”，也就是“过分”，“越过了自己的本分”。
比方说，身为臣子，出行时却排出天子才能有的排场，坐了天子才能坐的车，这就是“越过了自己的本分”，也就是“逾制”。
皇权社会貌似等级森严，其实只要拥有皇帝的宠爱，很多人都明目张胆地“逾制”，甚至这“逾制”都是得到皇帝的赞助的。例如景帝宠爱弟弟梁王刘武的时候，就赐给他天子旌旗、车马，既然赏赐下来，难道是用来摆设的吗？所以是否逾制，就看皇帝怎么想了。
江充这个“绣衣使者”自然也查盗贼，禁逾侈。但他的这些工作，从后面看都是为了“搜巫蛊”做准备的。使者任上，江充“不畏强权”的精神品格接着发光发热，这点跟他的前辈郅都、张汤很像。
驰道是专为皇帝铺设，只供皇帝专用的。《汉书》里说：“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若能在上面策马飞驰，确是人生一大快事。很多王公贵族都禁不住这个诱惑，都想在这个“皇帝专用”的御道上跑一跑。于是这里就成了禁逾侈的绣衣使者江充长期“蹲守”的地方。
这时候，助武帝登上皇位的长公主刘嫖还未死。有一天，刘嫖也驱车闯上驰道。这已是个无甚势力、整日只与面首董偃厮混的可怜虫罢了，江充当然不会放在眼里，于是把长公主训斥了一顿，又收了她的车马。后来又有许多骄奢中长大的贵族青年都“误入”驰道，江充自然要重办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向武帝交纳赎金，希望能够从轻发落。而由于连年的征讨匈奴，当时的国库已经是十去其九，这些“赎金”对武帝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当然，武帝不会把那些“逾侈”的贵族子弟当做送炭人，他心目中的送炭人是江充。于是江充日益受宠。
江充越来越“正直”，越来越“不畏强权”，也因此越来越受武帝的宠幸，因果相生，他于是也更加“正直”、更加“不畏强权”起来。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来突显自己的“功绩”。
这个对手就是太子刘据。刘据的使者也“误入”驰道。江充毫不客气地扣下了车马。刘据闻讯后，立即赶到江充这里向他道歉，解释道：“我并非是爱惜车马，而是对左右约束不够、管教不严。希望您能为我隐瞒，不让皇上知道此事。”太子或许不知道，他这种示弱的姿态真是应了那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江充嘿然冷笑，转身就把这事上奏武帝。
“人臣当如是矣。”武帝的褒奖毫不吝啬。其实，这也是江充自保的手段——做都做了，索性把事情闹大，这样就算太子怀恨在心，也只能闷在肚里，因为任何对抗性的行动都会被武帝视作报复。
江充是小人，太子刘据却是个仁厚君子。所以江充这样做就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说“宁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但其实不只不能得罪小人，连被小人得罪也是不成的——他会担心你报复，所以通常会纠缠下去，直到把你这个潜在威胁消灭为止。
刘禹锡有一首《竹枝词》：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所叹的就是人心之险恶。
江充得罪了这位未来的皇帝，料想将来必定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
有一天武帝午睡，梦见无数小木人拿着木棒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他想躲却无处可躲，想醒又怎么都醒不过来。好不容易醒来时，已是一身冷汗，连衣服都湿透了。自此，武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记性也越来越差。
江充趁机进言，说这是因为虽把公孙贺灭族，可是仍有人在暗中以巫蛊诅咒皇帝。又找来胡巫檀何望气。檀何仰头看天好一会儿说：“宫中有蛊气，不消灭这蛊气，皇上的身体不会好转。”还没享受够权力富贵的武帝只能点头。江充于是主动请缨，说要大搜巫蛊。武帝准奏，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曾经诬告太子的黄门苏文等人做江充的助手。
江充的目标是太子，可是他非常聪明，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从宫里被冷落的妃嫔居处入手——这些人被武帝冷落，心中少不了怨恨吧？果然一路斩获颇丰，搜出不少偶人。有人大喊冤枉，江充却冷笑森森。
这一次，他搜得更加理直气壮了，终于搜到了皇后和太子的居所。前面费了那么多的波折，就是为了来这儿，不搜到什么，江充是不会停手的。于是掘地三尺，原本富丽堂皇的宫殿霎时变得千疮百孔，泥坑满地，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而木偶们一个个十分配合地从地底踊跃跳了出来。
刘据目瞪口呆，卫子夫的脸色一片惨白。这一会儿，太子真是怕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只能吃哑巴亏。他想要亲自去甘泉宫面圣，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可是少傅石德劝住了他。
石德问太子有多久没见到皇帝，刘据愕然以对，说不出话。石德说：“皇上恐怕已经不在甘泉宫，就算仍在，江充等人逼得这么急，岂会给我们辩白的机会，你难道忘了秦朝太子扶苏的旧事了吗？”（注：秦始皇驾崩后，胡亥欲夺皇位，于是矫诏赐死戍守边疆的原太子扶苏。）
太子想起了自己的姨父、前丞相公孙贺，又想起了表哥卫伉。于是发了狠，派人假冒使者矫诏收捕江充，江充的副手韩说不肯受诏，“使者”遂砍了他的脑袋。又与母亲卫皇后商量，打开武库，将兵器分发给侍卫，全城戒严，搜查涉嫌巫蛊之人，并诏令百官江充谋反。缚手缚脚的江充狼狈地跪在刘据面前，再无半点此前的嚣张气焰。刘据吼道：“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于是亲手砍了江充，又把江充身边的胡巫聚到上林苑中活活烧死。
但是，苏文侥幸活了下来，他跑到甘泉宫向武帝报告说太子杀死江充，谋反了。武帝不信，他认为太子仁厚老实，一定是江充逼人太甚，太子才有此激烈的行为。于是命使者召太子前来。这使者大概也是苏文一伙，他不敢面见太子，所以半路跑了回来，言之凿凿地说，太子确实反了，想要杀我，天幸我回来了。
至此父子俩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武帝的怒火砰地一下蹿了起来，“刘屈氂在干什么！”病中的武帝大喝。
原来，公孙贺死后，武帝任用了名声不太好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刘屈氂填补相位。《汉书》上这样说，“不知其始所以进”，就是说，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能，也不知道他有过什么功绩，所以班固对他当丞相有些莫名其妙。
其实，武帝在任命刘屈氂的诏书中早已明确表示——“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这说明他不是武帝心目中丞相的理想人选。所以挑选刘屈氂只是一个过渡的权宜之计。刘屈氂也很尴尬，更何况前面的“前辈”丞相公孙贺的血还未干呢，所以他自始至终都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主张，当然，也许他本来也没有什么主张。
刘屈氂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他听闻城中惊变，吓得连夜抛出长安城，连丞相的印绶都丢在家里。他派自己的属官长史前来向武帝报告，长史向武帝说：“丞相想封锁消息，暂时还没发兵。”武帝更加生气：“现在除了死人，天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事的，还保什么密？丞相没有周公的气度，周公难道没杀掉弟弟管叔和蔡叔吗？”（周公是管、蔡的兄长，而刘屈氂是刘据的堂兄。）
于是下诏给刘屈氂：“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走出甘泉宫，亲自到建章宫督战。又征调三辅的兵，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归刘屈氂调遣。
刘据这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一条道走到底，他诏令百官，说皇帝病在甘泉宫，久已没有消息，恐怕已遭不测，现在江充等奸臣想要作乱，又命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放出长安城监狱里的所有囚犯，发给他们武器，准备跟城外大军打下去。
此刻，朝野上下，很多人都是一片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双方都在争取各路军队。长安囚徒里有个如侯，刘据把旌节赐给他，叫他去发动屯驻在长水和宣曲的匈奴军队（他们早在多年前已投降汉朝，被安置在长水等地）。侍郎马通进了长安，听说此事，立即抓捕如侯，又告诉匈奴将领说，“旌节有诈，是太子冒发的，你们不要听信（太子的指挥）”，于是把如侯砍了。又在赤红的符节上加了一道黄旄加以区别。
太子来到北军大营，希望得到北军的支持。北军首领任安，虽然受了太子所赐的旌节，但是受节后转身就回了营，从此闭门不出。太子无法，只得发动长安城里的群众。太子素有仁厚的声名，因此百姓纷纷支持，跟随他一起作战的共有四万长安市民。城内外，矢石往来纷飞，几天下来，死者数万。这时候太子造反的言论在民间传开了，很多人拒绝再为太子出力，甚至不少人开始转向支持刘屈氂的军队。
不久，太子兵败，慌乱中逃往长安南门。戍守南门的是丞相的属官司直田仁。田仁是田叔的儿子，他认为武帝和刘据终归是父子，没有过分地逼迫太子，于是太子得以逃出生天。
刘屈氂想要斩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劝道，司直是二千石的大官，要杀他也要先向武帝禀明，岂可擅自做主？软耳朵的刘屈氂于是就把田仁给放了。武帝大怒，将暴胜之下狱，让审案的文法吏问他：“司直田仁私放叛贼，丞相要杀他，合理合法，为什么要阻拦他！”暴胜之恐惧自杀。
大乱一平，武帝开始算账了。他先是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去收卫子夫的玺绶，卫子夫跟了武帝这么多年，知道他的手段和性格，于是含恨自杀。下一个轮到了任安，这位北军使者护军的两不相帮，被武帝看成是骑墙坐观成败，然后依附胜者，于是把他跟田仁一起腰斩。其他如石德、张光等太子身边人和宾客，全部诛杀，一个不留。而抓捕石德他们的人，都因功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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