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二年（568年）正月。
周帝宇文邕与突厥公主和婚，旋立为皇后，亲爱待之，又发府库钱帛奉献木杆可汗，并多贿突厥贵人，突厥善之。
执政宇文护欲全君臣之义，又惧宇文邕引突厥为援而诱朝臣与己争斗，亦多赂突厥，并加宇文邕之弟宇文宪为大司马，固其宗亲之位，以示天下己无异心。
是月，陈岭南经略大使徐度卒于爱州，报书入建康，陈帝陈伯宗甚哀之，为之罢朝三日，诏赠司空，配享高祖庙庭。
诏其子爱州刺史徐敬成袭其食五千五百户一等湘东侯，特旨不必降等。
复以（二品）镇东将军孙玚为镇南将军、岭南经略大使、都督广州诸军事，总岭南之务。
二月。
建康，台城，尚书省。
工部尚书毛喜正在向皇帝作去岁督造军器的报告，只听他道。
“去岁工部督大匠寺百工匠户一千二百人，并发三吴百姓四万人二十日劳役，共计得工一百一十万。”
“及至上月，共造铁甲八千三百领，马甲两千具，弩三千副，弓四千张，刀枪兵杖七千副，箭矢十万。”
“工部计其所费钱粮物料，大率折钱二亿四千万。”
“其中铁甲六千，马甲二千，弩二千，弓三千，兵杖六千，箭矢五万，已付建康左右诸军，其余则已藏入武库。”
陈伯宗闻言眉头微皱，他没想到打造甲械如此缓慢且昂贵。
按毛喜所报的数字，一领铁甲的成本足有一万七千钱，相当于四十二石粮食，即一个成年男子四年的口粮。
更要命的是，一副这样的全身铁甲大致要费工八十日，要想大量生产，非得大规模征发民间劳役不可。
所幸现下陈国的二十万士卒，却也不必全数装备铁甲，有个三、四万众的铁甲步兵作为全军精锐，却也已经足以应付大部分的战争需求了。
须知道两军对阵，战线极难超过十五里（即六公里），考虑到队列间隔，一线兵力至多不过四千人。
以相对经济的十列纵深计算，一场决战级别的战斗，单方面能有四万步兵参与便已足够。
兵力达到此数之后，再往战场追加兵力，其实意义已然不大。
这时代的战场指挥依赖旗帜鼓角，受视野所限，八里（即三千二百米）之外，一线战团与主将之前的指挥关联将变得非常脆弱。
在那个距离之外，主将的即时战场调度能力将近乎失灵，若是为了增加一线兵力，盲目拉开战线，可能会给对手破阵的可趁之机。
而若是把更多兵力投入到纵深构筑中，实际上也没有太大意义，能正面打光十列战线的战斗几乎没有，士兵总是会在那之前就发生溃散。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高伤亡比往往来自于士卒大量受伤之后的后续病症，而前后轮战和添油战术往往能实现士卒的大量受伤。
原时空安史之乱中的那场战损比惊人的香积寺之战或许便是这么打出来的，两军在狭小的战场上不断用轮战和添油的方式争斗，终于在破伤风之类的受伤并发症中两败俱伤。
上面这些知识算是这些时日，陈伯宗在武英殿听闻军中宿老讲学之后得来的一些纸上谈兵的心得，并不全然作得了真。
只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对于一场位于野外平原的战斗而言，谁前锋的两万士卒在技术和装备上更为精锐，谁就更有可能取得此类战斗的胜利。
理论上，当一支五千人规模的重甲骑兵在平原上发起冲锋，如果没有工事或战车作为掩体，任何规模的步兵集群都将面临崩溃。
以步战骑通常需要依靠工事和车阵作为依托，而一辆标准的战车，即便不考虑六七万钱一匹的挽马，成本亦有三四万钱。
要护卫一支万人规模的步兵，没有四、五百辆战车是很困难，这样便至少又要八九百匹挽马，如此计算，便已要花上八千万钱的装备支出。
如果能用这些装备防御性战车的钱去维持一支攻击性的骑兵部队，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件相当划算的事情，无怪乎原时空隋唐之际，车兵退出了战场。
不过唐代不设车兵的传统被后来的两宋继承，可两宋又无法维持一支有相当战力的骑兵部队，没有战车掩护的两宋步兵在野战中败多胜少，却也不是什么异事了。
总的来说，两万重装甲士能在一切冷兵器步兵近战中取得决定性优势，五千重装甲骑能击溃一切没有掩护设施的步兵集群。
而只需一万耐力和射程超长的蒙古弓骑兵，便能在持久拉锯战中成功的拖垮前面二者。
取得有限战场宽度上的最优解。
这便是原时空中金灭北宋，蒙古横扫欧亚的最终秘密。
换言之，一支冷兵器时代的“无敌”军团编成，应该是这样。
两万铁甲步兵，五千具装甲骑，一万远射弓骑，一共战兵三万五千人。
当然由于骑兵消耗远胜步兵，维持这样一支军团的战斗力，大致还需要不下五万的辎重辅兵。
自然，这样一支理论上“无敌”的军团，对于作为皇帝需要自固权位的陈伯宗而言，不可能真正使之完整的编成。
它需要在平时被拆分成十数个备用单位，在战时只要能够借由其中半数左右临时编成那样理想的军团，便已足够。
而两年以来，陈国的军队也便正就在这样的建军思路主导下进行着建设。
到此，似乎想起了些什么，陈伯宗问旁侧侍立的五兵尚书萧济道。
“萧公，现下我国中诸军甲械装备如何？”
萧济答道。
“禀陛下，我国中有兵凡二十万八千，其中有甲者九成，大略十八万人，多为皮、布之甲。”
“诸步军备铁甲者计两万六千人，而复有骁骑、游骑二骑军，人马具铁甲，凡四千人，是故国中铁甲士大略有三万之数。”
陈伯宗轻点了点头，稍顿，他又问道。
“现今军中骑卒之数如何？”
萧济答道。
“除辽东平、乐二州之骑卒数千外，江南已练轻骑五千，重骑四千。”
“而今辽东、齐人，俱往江南贩马，国家府库充实，军中马匹未称缺乏，然士卒新习骑术尤须时日，一二岁后，我国中当更可得骑卒六、七千人。”
对于这些数字，陈伯宗却是尤觉不足，徐度的猝然离世，提醒着他军中宿老正在日渐凋零，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他多了几分焦急。
他犹豫片刻，终于同二人道。
“毛公今岁可多发劳役，多造甲械，今岁伐周，军器损耗必多，实当足此预备。”
“今岁举兵，所费必多，恐无余财购马匹，萧公可令诸军多练骑卒，或可二人用一马轮流练之，待明岁钱粮足备，便即补足。”
“伐周之事，将在不远，不日朕将亲往上游，兵备之事，惟望二公勿见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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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陈帝陈伯宗以中卫大将军章昭达为（一品）车骑将军，先密发上游，督运上游粮草于郢州（今武汉）。
又为工部尚书毛喜加侍中衔，以岳丈右卫将军沈君理兼丹阳尹，总建康宿卫事，并命二人佐安丰王陈伯茂留守建康。
是月，突厥西部室点密可汗以厭哒已灭，萨珊波斯最为外患，欲与泰西拜占庭国联结，共图波斯。于是命粟特人为使者，从汗帐西迈天山，向万里之外的拜占庭都君士坦丁堡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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