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远提着一只黑色的小皮箱，登上了开往省城方向的列车。
为了此次探亲之旅，他费了很多周章，找了好多关系，总算搞到一张二层硬卧票。
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是他早已领教过的。
人多的时候(不过也从来没少过)，硬座车厢的座位，早已名花有主。
即便是过道上，早已挤满了人。
前胸贴着后背，脚尖顶着脚跟。
不时有人喝斥：“长眼了吗？你踩痛我的脚了。”
每隔一段时间，列车售货员还要推着长盒状的售货车，在这无缝插针的过道上穿梭。
一边喊着：“让一让了，让一让了。”
一边又喊道：“香烟，啤酒，花生米；水果，报纸，矿泉水。”
每当这个时候，过道上的人们就要分成两列，身体尽量向座位靠拢，好给售货车腾出足够的空间。
座位上坐着的人，如果修养不够，还会呵斥：“挤什么挤！挤什么挤！”一边用肘部往外搡。
返乡民工如果被挤到过道上，那就更加悲摧了。
他们就像那迁徙的候鸟，或东西，或南北，定期迁移。
每到回家的日子，民工们常常感叹自己连候鸟都不如。
候鸟迁徙时，扇扇翅膀就飞走了。
可他们要把铺盖卷、旧衣服和一些舍不得扔的瓶瓶罐罐全都带回家去。
于是乎，背上背了大包，手里拎了小包，脖子上还要挂上一大堆东西。
又舍不得买卧铺票，也买不到坐票。
背着大包，拎着小包，往往最后才能上车。
上到车里时，车里的好位置早被别人占了去。
如果能在列车门厅处获得立脚之地，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
再好点的地方就是洗漱间和锅炉室。
如果这两个地方也挤满了人，只能挤到过道上。
如果货架上没有放满东西，能把东西安置到货架上去，也算是一种幸福。
如果货架上堆满了东西，座位下也塞满了东西，只能背了大包，拎了小包，脖子上挂上一堆东西，突兀地站在过道里。
身子时不时还要翻来侧去，那就太不幸福了。
过道上除了售货员要定时经过，列车工作人员、上厕所的、打水的、寻亲找友的、要下车的还要时不时经过。
每经过一次，都会引发一阵骚动。
那些民工还要时不时观察洗漱间、锅炉室、门厅等处的情况，一有空间，必须及时补上。因为站在这过道太让人痛苦了。
至于洗漱间是否会浸湿衣服，锅炉室是否会蹭上煤灰，那都无关紧要了。
能找到坐的地方，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情--地大人博。
有人讥讽南亚次大陆的列车加了外挂，我们同他们正好相反，加了内挂。
朱志远按号找到了自己的铺位，把小皮箱立到枕头一侧。
想找个坐的地方，休息休息，并看看沿途景致。
可有数的几张折叠椅上早已坐满了人，只好站在一扇玻璃窗前。
列车一声长鸣之后，缓缓启动了，向着北方缓缓蠕动。
随着咔嗒声渐趋紧密，窗外景观飞快向南扑去。
八六年十月份，在舅舅的斡旋下，朱志远顺利当上了城市兵。
如果有城市户口，参了军，兵役期满，就会发给一张安置卡。
别小瞧这张小小的卡片，不论是否获得过军功，只要在部队没犯大的过错，回到地方后，民生局就会给安排一个工作岗位。
这是城市兵与农村兵最大的不同。
那年，舅舅已被提拔为团练局副局长，说了话，还是管用的。
其他一些拥有城市户口，想通过参军，求得工作岗位的人，就没有朱志远这么幸运了，需要上下打点。
只有团练局主要负责人点了头，或是直接从部队搞到戴帽子的指标，体检通过，才能入伍。
那年的十月十五号，朱志远和云川县其他六十七名新兵，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四十二名去泰阳，二十六名去津门。
朱志远就属于去津门的那一拨。
虽然津门离家也就七百多公里，可当兵是不允许随便回家的。
再加上一些人传言，新兵集训三个月，要活活蜕层皮，这令朱志远的父母颇是踌躇。
孩子从未出过远门，基本也没离开过身边，一下子走得这么远，一年四季又不准回家，集训还要蜕层皮，这让他们越想越发怵。
可除了当兵能有个好前程，哪还有更好的出路呢？
想想别的家庭，孩子想当兵，可折腾来，折腾去，毫无结果。
比起他们来，自家还算是幸运的。
何况去参军的人又不止自家孩子，人多了去了。
谁见过哪家孩子集训完，缺了胳膊少了腿的？
想到这些，又心宽了不少。
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像“到了部队要听首长的话”“多喝水，不要上火”“不要出去乱跑”“记得经常写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家里说“之类的话，不知说过了多少遍。
朱志远明确警告母亲，不要再说相关的话题，他早已听烦了。
朱志远劝父母，部队领导带兵走的这天，就不要送了。
父母不肯，提前两天就向厂里领导请了假，坚决要送一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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