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说了，高盛给很多客户提供免费服务，而且免费持续的时间很长，在此过程中，高盛创新了许多业务模式、解决方案。同时，一些客户持续十多年都在享受高盛的免费服务，当他们需要超出免费范围的服务之时，自然而然会将业务优先给高盛。
这是人情的积累，也是舒适圈的一种表现，当客户习惯了高盛的服务，有需要的时候，自然第一时间找高盛。
经过二十年的积累，高盛又有了重新站到山巅的底蕴，如今，它只欠东风，只要抓住一次一鸣惊人的机会，高盛还会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高盛。”
冼耀文拿出一支雪茄点上，不疾不徐道：“西德尼·温伯格，犹太人，一名小商贩的十一个孩子其中之一，十三岁从初中辍学，在曼哈顿至布鲁克林的渡轮码头卖过报纸，给卖海鲜的小商贩剥过牡蛎，为女帽商人搬过羽毛。
兜兜转转三年时间过去，到了十六岁那年，温伯格依然是一个小打工仔，这一年，他进入高盛工作，职位是清洁工助理，周薪三美元，职责是给公司合伙人刷帽子和擦鞋，平凡又卑贱的工作。
但温伯格这个卑贱的清洁工却得到了高盛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的外孙保罗·萨克斯的赏识，不仅把他提拔到收发室，且为了提高他的书写水平，将他送到布朗商学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伯格在美国海军服役过一段时间，退役后成为一名证券交易员，1925年，高盛购买了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两年后，他成为高盛的合伙人，帮助运营包括高盛贸易公司在内的投资信托基金。
1930年成为高级合伙人，并于同年成为高盛的掌门人，是他挽大夏之将倾，让高盛度过了破产危机。
两年之后，温伯格成功押注罗斯福并提供竞选资金，后被委以重任，牵头成立商务顾问及策划委员会，1941年应邀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助理，为总统物色选拔商业人才，由此结识众多社会精英，为高盛拿到不少资源和机会。
温伯格结识的精英当中包括亨利·福特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并从三年前开始为福特汽车亲自提供免费服务。
世界汽车业已经开始进入黄金发展期，未来一些年是车企抢时间争速度的白热化竞争期，一步快很可能步步快，一步慢的后果或许是破产倒闭，想要比别人快，靠什么？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营销理念之外，还需要丰厚的资金、广阔的人脉，后面两点，通过企业上市都可以做到。”
冼耀文冲龙学美淡淡一笑，“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高盛和温伯格的故事吗？”
“先生想投资高盛，也想让我学习温伯格先生。”龙学美稍作思考，说道。
“你没说错，只是少说了一点，我不仅计划在高盛一飞冲天前投资它，还打算向高盛学习。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在于贫富差距。
无论哪种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也好，指令性经济也罢，其核心理念就是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劫贫济富，而商业竞争本质上争夺的就是劫贫济富的许可证。”
冼耀文摇晃一下酒杯，凑到鼻前闻了闻香槟的味道，随即拿开，并没有品尝，“你跟着我，每天脚步匆匆，忙忙碌碌，没太多时间能停住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伱的时钟比大多数人走得快，圆周也更长，付出很多，赚的也不少。
很快，你就有能力给自己买一栋漂亮的房子，前面是花园，后面是网球场，有佣人、园丁、司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这些都是你付出辛劳所获得的回报，是你应得的。”
冼耀文忽然故作回想起什么，“啊，有一点我一直忘记说，你拿的是税后薪资，所以，你认为的那个数字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
龙学美淡淡一笑，这一点她早就知道，合同里面有标注。
“赋税，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假如这个世界真的人生而平等，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出现，既然它出现了，人人平等是伪命题无疑。
我们抛开这个事实不谈，假设这个世界人人平等，那每个人都应该缴纳同样的赋税，我一年缴十万，你也应该缴十万，尽管你一年赚不到十万，那也是你个人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又或者赋税不应该这么高，比如香港，制定征税标准时，就应该以寮屋区的居民和街头露宿者的最低收入为准，姑且就当作月入三十元，我发扬一下风格，自动放弃人人平等，按这个数字的1000%缴税，其他人不必学我，按照正常的数字缴就好了。
我不做更多的假设，以你的智慧完全可以做到举一反三。”
冼耀文顿了顿，接着说道：“这个世界不存在能解决平等问题的圣人，当爆发的危机靠制度无法解决时，只能付诸战争，减少人口，改变‘利益对立分明的旧局面，同时降低人性的欲望，在一个人均资源比较丰厚的状态下，制度重启。
假设你是一位火车司机，正驾驶着一列火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左边的铁轨上，你命中注定唯一的孩子正在上面玩耍，孩子天生脑子不太好，嗯，直接点说，就是一个智障。
右边的铁轨上，是一千个拥有顶级智商的华人小孩，他们当中最差的也具备成为顶级科学家的潜力。
问题来了，如果你无法将火车停下，只能选择将火车驶入左岔道，撞死自己的孩子，或者驶入右岔路，撞死一千个准科学家，你选择走哪条路？”
冼耀文持雪茄的手摆了摆，“问题不是太严谨，但请你放下钻空子的思维，也不用延伸思考法律、道德，只需在我的圈定的答案中二选一，左或者右。”
龙学美思考良久后，说道：“如果不……”
冼耀文摆了摆手，“不用说为自己开脱的话，直接说你的选择。”
龙学美呡了呡嘴，“右。”
冼耀文轻笑道：“不用不好意思，同样的问题公开问14亿人，大概九成九的人会回答左，但绝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答案一定是右，你的坦诚打败了十几亿人。下回再有人问你这种问题，不用这么坦诚，不管手里拿着什么，直接砸他脸上就是了。”
龙学美轻笑一声，举杯呷了一口香槟。
“在15世纪，意大利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南美洲新大陆，随后葡萄牙的航海家麦哲伦又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地理上的大发现开通了东西方之间的航线，使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掠夺成为暴富的捷径。
而要组织远航贸易就必须具备两大条件，其一是组建船队需要巨额的资金；其二是因为远航经常会遭到海洋飓风和土著居民的袭击，要冒很大的风险。
在当时，没有一个投资者能拥有如此庞大的资金，也没有谁甘愿冒这么大的风险。为了筹集远航的资本和分摊经营风险，就出现了以股份集资的方法，即在每次出航之前，招募股金，航行结束后将资本退给出资人并将所获利润按股金的比例进行分配。
为保护这种股份制经济组织，英国、荷兰等国的政府不仅给予各种特许权和免税优惠政策，且制订了相关的法律，从而为股票的产生创造了法律条件和社会环境。
1553年，英国以股份集资的方式成立了莫斯科尔公司，在1581年又成立了凡特利公司，其采取的方式就是公开招买股票，购买了股票就获得了公司成员的资格。
这些公司运作初始是在每次航行回来就返还股东的投资和分取利润，其后又改为将资本留在公司内长期使用，从而产生了普通股份制度，相应形成了普通股股票。
因为在贸易航行中获取的利润十分丰厚，这类公司迅速膨胀，相应股票也得到发展。
1660年之间，股东若要转让其所持股票，就要在本公司内找到相应的人员来接手，或设法依公司章程规定将本公司以外的承购者变为公司的成员，股票的转让相当不便。
从1661年开始，股票开始可以随意转让，购买了公司股票的人就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享有股东之权利。
到1680年，此类公司在英国已达49家，这就要求用法律形式确认其独立、固定的组织形式。17世纪上半叶，英国确认了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观点，从而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稳定的组织形式，股金成为长期投资，股东凭借公司制作的股票享有股东权，领取股息。
与此相适应，证券交易也在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17世纪初，为了促进包括股票流通在内的筹资活动顺利开展，在里昂、安特卫普等地出现了证券交易场所。
1608年，荷兰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即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从17世纪末到上世纪中叶，英法两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大机器工业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迅猛崛起，引发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因适应了大工业的要求而迅速发展起来，股票也相应得到发展。
出于生产对于扩大资金来源和进行远距离运输以扩大市场的需要，银行、运输业急需大量筹集资金，而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建立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方式。
1694年成立的第一家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及美国于1790年成立的第一家银行‘合众美国银行，都是以发行股票为基础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股份制银行既可发行银行券，又能吸收社会资金来发放贷款，其盈利非常可观。而相对于远航贸易来说，银行股票是金融业股票，不但股息多，且风险小，所以股票和股份制在金融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应用导致了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主义的主要工业部门从手工业逐渐地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不但纺织业使用了大机器，且推广到轮船和机车，改变了整个工业的交通状况，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的生产规模，已经远远不是单个资本家的小规模投资所能适应，它不但需要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还要求在交通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却不是少数资本家或当时政府的财力所能承担。
而股份有限公司和股票，正好提供了一条用资本社会化来集中资金的出路。
18世纪七十年代至上世纪中叶，英国利用股票集资这种形式共修建了长达2200英里的运河系统和5000英里的铁路，美国在18世纪初的50年里建成了约3000英里的运河及2800英里的铁路。
当时间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要求扩大企业规模、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独资或合伙办企业开始难以适应。
于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来鼓励私人集资兴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在工业系统确立统治地位；股票的自由转让，特别是利用股价进行投机，刺激了人们向工业企业进行股票投资的兴趣。
股份有限公司在各个工业领域都迅猛发展，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且通过股票筹措的资本额越来越大。
如1799年，杜邦火药公司就是以每股2000美元的股票筹措了15股资本创办，而1902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则用股票筹措了多达14亿美元的股金资本，成为第一个10亿美元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冼耀文将股票的发展史大致说了一遍，接着又说了曾经给齐玮文说过的上海两次股市风波，以及期货的本质和发展史。
“金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股票和期货只是大部分资本都可以接受的金融工具，亦或者说，玩法。炒股票的股民和炒期货的期民，他们当中的穷人存在不少共性：
本金不多，却是十分贪婪，恨不得每天都能赚到一倍以上的利润，如果是百倍千倍的利润，那就更好了。
跟风、盲目自信，亏损时不懂得止损，没有策略可言，听风就是雨，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对行业不了解，甚至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一篇新闻、一个消息，他们无法甄别真假。
抓不住确定性因素，没有确定性的策略，只会面临一个结局，被收割，一次或者反复被收割。
无论是股市还是期货市场，玩的都是大吃小的游戏，上亿的资本收割几千、数万的散钞，一片又一片，积少成多，相对本金，每次只赚取合理的利润，理智收割贪婪。
以小搏大，每次将自己的筹码全部推上去，即使侥幸赢了一次两次，乃至十次百次，只要输一次，一切都将归零。
这些道理，大部分穷股民及穷期民其实都懂，但他们的理性被赌性和欲望所左右，总是将自己代入天选之子、世界的主角，觉得市场会偏爱他，百折不挠，愈战愈勇……”
“你们好。”
冼耀文的话未说完，一个人来到两人身前打了声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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