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写书虽然用的是文言文，但是谋篇布局却不改后世习惯，写《民族国家论》他用的就是总分总的经典结构，论述环环相扣，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比起此时大多体例散漫的文人笔记以及论述作品要有条理不少。
万历最开始不过好奇《民族国家论》内容，但是翻开此书一读，却很快惊讶于王文龙的写作方法，越读越沉浸。
《民族国家论》第一部分从中国历史中找出各种描述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交往中出现的矛盾，从中总结出民族主义概念；第二部分对民族主义进行解构，分析民族主义出现的原因；第三部分则是以欧洲人大航海时代以后，特别是葡萄牙、荷兰、英国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纷纷出现民族主义为例子，预言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各文明在未来一定会各自出现越来越强的民族主义倾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原本是于1983年出版，当时二战以后的民族主义高涨时期已然过去，新兴经济体发展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潮还未兴起，似乎人类即将抛弃民族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所以此书是站在总结上一次民族主义热潮的角度上解构民族主义的。
而王文龙的《民族国家论》则是站在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潮启蒙时期，他想要启发中华文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原著之上改动很大。
王文龙直接指出像欧洲人那种分裂的民族认同在中原王朝非但不能团结中华文明的力量，反而会造成分裂和损耗，中华文明的民族主义最终应该追求一个团结国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但这种认同有可能建立吗？
万历皇帝虽然常年罢工，但在军国大事上还是积极的，万历三大征处理的全是边疆及藩国问题，觉得王文龙对中华民族的预言太过理想，也不太敢相信欧洲的民族主义会像王文龙所说那样崛起。
但除去最后的预言部分，《民族国家论》的论述之完整，推论之严密都让万历眼界一新。
万历皇帝还是第一次看这样的书籍，一下对王文龙的文字产生兴趣。
赵禄整日观察着皇帝的举动，发现万历连着几天读《民族国家论》后，他连忙叫人在宫外收集王文龙的作品，然后便找准机会向万历献书。
于是接下来半个月，《儒林外史》《天演论》《国富论》《连城诀》《狄公案》《疗疴录》甚至苏州物理社的几本王文龙所著教材都进了万历的寝宫。
对于需要动脑和理科思维的《国富论》和《天演论》万历皇帝看的十分头疼，全部浅尝辄止。
对于有直刺现实目的的《疗疴录》和《儒林外史》万历看后也不喜欢，但对《连城诀》《狄公案》他却觉得这两本书情节紧张刺激，想象天马行空，颇能解闷，一下打开了他阅读通俗小说的大门，
接下来几天司礼监秉笔太监田义也听说万历皇帝经常写条子要太监去找书，大多数是找王文龙的书，甚至连一些伪托王文龙笔名的仿作也被献进宫去。
田义闻言便去找从福州回来的太监询问王文龙的其他作品，几日后他让幕僚整理誊抄了一册收集王文龙《俗世奇人》等作品的集子进献，万历收了书，不知这集子是田义府上编的，过两日看部议时无意问起：“那王建阳的集子多少钱淘换而来？”
田义笑道：“那是京中抄书铺私抄，无非二三两工本而已。”
万历笑道：“如此便宜，看来这王建阳书籍倒是传的广。”
田义曾当过南京司礼监掌印太监及掌南京内官监印，在南京有一群干儿子及死忠，他在万历面前不动声色，出宫后便找来亲信道：“去书南京，说圣眷于王建阳极重，务令好生结交。”
不久之后，京中内官皆知万历赏识王文龙的文字。
……
其实即使没有《民族国家论》的出现，万历年间的明人也正在经历一个民族主义崛起的阶段。
和世界所有地区的民族主义一样，百姓之间的认识分野总是在斗争激烈之时产生。
对于中晚期的明朝来说，民族主义就这主要是表现在对于蒙元王朝正统地位的认识和评价上。
明王朝早期建国之时对于蒙元王朝的正统地位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并且大明可以依据这个法理远击漠北，想要将原本蒙元王朝的土地纳入自己管辖。
所以洪武年间朱元璋对于蒙元王朝并不以为是外国，在对内宣称之时也表示：“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甚至发现在武将奏捷的文书之中对于元朝有不逊之词，朱元璋还责备宰相道：“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明朝一直没有把漠北的蒙元王庭给消灭，文人士大夫也渐渐不相信明朝能够消灭蒙元王庭，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自然便开始有人对明初蒙元正统史观进行批判和清算。
标志性事件是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和嘉靖年间的庚戍之变，汉民族遭遇蒙古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于是华夷之辨便大行其道。
正统以后，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檄文渐渐被反复提及。
元世祖忽必烈在朱元璋开国之时被入祀历代帝王庙，到嘉靖年间便被废黜，以为蛮夷不可成中国帝王。
到了明朝后期，士人的民族情绪越加亢奋，到嘉靖后期许多文人不仅认为元朝皇帝不适合配祀，甚至直接否定元朝的存在，认为元朝只是篡了宋朝皇位的伪朝。
当年朱元璋在位时曾把自己的爷爷、父亲全都追封成皇帝，这其实造了一个谬误，就是朱元璋的爷爷父亲在世的同时，天下还有元朝皇帝存在，等于同一时期存在两个明王朝认定的正统皇帝。
当然，在朱元璋时期如果有人提出这是问题，朱元璋多半会觉得这些人是读书读傻了。
可到了嘉靖之后，随着华夷之辨越演越烈，有一些文人就走向极端，以王洙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提出元朝既然是伪朝那么就根本不应该有皇帝，于是搞出一套“明继宋统”的叙述。
认为宋王朝灭亡之后，皇帝不是忽必烈，而是朱元璋的爷爷继承了正统皇位，朱元璋爷爷死后就是朱元璋的父亲继承正统皇位，朱元璋的父亲死后就是朱元璋当皇帝。
两百多年前朱元璋那在讨饭和逃亡的爷爷和父亲打死也想不到，自己此时的生活多年后会在明人所写历史书中被描述成一边讨饭一边做着真龙天子。
到了万历年间，以华夷之辨为主要讨论内容的书籍也出了不少，只不过和王文龙的《民族国家论》不是一个叙述套路。
常州府，江阴县。
靠近长江边有一处气派的藏书楼，那是李如一的家族世代修建起来的。
李如一家是江阴望族，李如一的祖父名叫李诩，人称“戒庵老人”，著作颇多，还是江阴有名的藏书家，建了一座藏书楼名为“世德堂”。
而祖父去世之后李如一自己也继承了家族的衣钵，无心科考，只是嗜好藏书，在祖父所留的“世德堂”藏书楼满了之后，他又筑“得月楼”，没几年也被藏满，于是又起一座“落落斋”，专门储藏精善版本的古书。
李如一和徐兴公一样，也是一个有理想的藏书家，同样提倡“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而且他比徐兴公做的更加投入，花费大量钱财编撰《得月楼书目》，将自己家所藏的书籍全部编成目录，并且详细注解每一本书籍的内容，方便外人借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详注版本的目录书籍，李如一也因此青史留名。
李家这么大的藏书量依靠的也是一套复杂的采购体系，李如一专门派有家人在外访求书籍，每每市面上有新书出版，李如一便会派人前去翻阅，择其善者，购入自己的藏书阁，而且还会仔细阅读写出评语，方便来借书之人翻看选择。
此时李如一面前就放着两本有意思的书，一本是王文龙的《民族国家论》，另一本则是《徐笔峒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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