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首次在英国面世时，他的理论并没有和当时的基督教产生什么冲突。甚至达尔文当时还是剑桥大学的研究者而剑桥大学就是受教会所资助的，剑桥大学对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没有任何反对。
这是因为早期的欧洲生物学家虽然都不太相信圣经中关于生命起源的描述，但是却很少会把人类的出现视为低等生命的自然演化结果，当时英国一些著名的牧师都是公开支持进化论的，甚至当时不少生物学家自己都信奉基督教，认为进化论这么精密的规则本身就是上帝的造物。
要直到几十年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基于进化论和生物考古证据对于圣经之中的创世学法展开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才和基督教之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冲突。
但本时空王文龙在大明提出进化论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欧洲经过长时间的基督教薰陶，普通百姓心中原始的宗教观点早就已消散殆尽，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万物有灵论，却是普遍被接受的宗教思想。
大明境内就有各种各样的创世神话，在这些神话中人类是由葫芦里钻出来的，人类是青蛙和蛇的孩子等等。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学者听到这些说法最多也不过是引为笑谈，并不会认为信仰受到了冲击。
在华夏的传说体系里认为人类最早就和其他的野兽无异，直到燧人氏教会百姓生火，嫘祖造了丝绸并教会百姓们纺纱织布，有巢氏教会百姓建造房屋，人类才渐渐依靠生产力和其他动物有所差别。
也正因为人类是依靠技术才区别于其他物种，明朝人很容易就能接受人类也是由更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思想。
而此时天主教，却还在传教开拓的阶段，利玛窦他们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将基督教的创世思想传输给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创世论和进化论之间的冲突远比在欧洲来的激烈，欧洲人会天然相信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而大明的信徒还要经过一道被说服的过程。利玛窦的传教对象还主要是大明的上层文人，这些人也是最近讨论进化论最热烈的群体。
利玛窦在这几天的传教中，已经好几次碰见在布道之后，有文人来询问他进化论和圣经矛盾，利玛窦根本回答不了。
基督教在大明可以获得上层文人青睐就是因为传教之时夹带了许多欧洲的科技，进化论又富有纯正的科学逻辑味道，许多文人并非出于刁难利玛窦的心思，而是真的想要利玛窦帮他解析两者的矛盾。
面对进化论，利玛窦连个借口都编不出来，甚至为此，这几天他都不敢再往翰林院附近几条街道跑了，生怕被那些闲的没事的翰林抓住询问进化论的相关问题。
王文龙的进化论还只是在喜好科学理论和谈玄论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应，而他在京营之中提出的军事经济学理论，更是在京官群体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兵部尚书王世扬那天在京营之中听王文龙讲了军事经济学的几个理论之后，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员宣传，大家越讨论越觉得王文龙的理论对于大明有用，于是王世扬专门去请王文龙到兵部来坐坐。
王文龙的那点军事经济学理论纯是无聊时翻网页看到的，只有理论知识，结合现实一谈妥妥露馅，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龙索性将自己所知的军士经济学相关内容写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给兵部官员。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发展的最后一环，在这时，军事学理论被称作“兵学”。
明代兵学在历史上其实相当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学，他们只研究将帅之学，“言必称孙子”，重视所谓“权谋”，至于打仗则被认为是武官的责任，文人并不感兴趣，哪怕是专业的史官记录战争过程也经常一通乱写。
到了明代，由于识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实际上大量参与了作战指挥，兵学开始由“重道”转向“重术”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开始研究战法战术，还有不少文人热衷于新式武器的研发，造枪造炮。
不过大量从没打过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学研究经常跑偏。后世的张之洞评论明代兵学“诡诞不经”“多空谈”便是由此而来。
“由术而器”只是中国兵学发展的过渡阶段，原历史上兵学的下一次大发展要到清代末年，当时面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兵学家们延续了一段时间的明代“重器思想”，认为只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枪炮就能打败洋人。
但后来清末兵学家却发现，传统军队和西方现代军队的差别并不只在武器上，而是训练思想战术思想的全面落后，于是中国兵学进入下一个“由器而术”的循环，在战争的探索之中，许多中国军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并最终塑造了一支在技战术、思想理论上都能和各国联军较量的铁军。
军事经济学就是“由器而术”时代诞生的军事理论，在还没完成“由术而器”转变的晚明，军事经济学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龙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东西有多强大。
王文龙把自己所看到的军事经济学内容写了一篇大纲式的综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库司的官员们打开一看：
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对策论……
虽然都只是最基础的概念介绍，但却直接把这些官员们给看呆了。
用经济学去仔细分析国防建设，居然还有这么多路子可走？
最开始王世扬只是以为王文龙提出了一些新奇的兵学理论，当他自己仔细阅读王文龙送上来的文章之后，立刻就吩咐兵部四清吏司都派人来开会，学习研究新材料。
会议的结果其实并不那么乐观：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理论框架好多在大明根本用不上，军事经济学要想成功实施，还得需要军事指挥学、军事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配合。
光是“投入――产出计算”，以如今大明的会计水平，连一个最基础的能够纳入计算考量的准确数字都统计不出来，后续根据投入产出计算而调整军事资源投入分配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屠龙之术。
但是军事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在降低版本之后还是可以指导大明的军事建设的，更重要的是王文龙所提出的军事经济学理论，为此时兵部中的一流兵学研究者指出了一条大有可为的前进方向。
王文龙给出的理论实在是太超越时代了，武库司一个文官的感叹最为典型：“研究了一辈子兵学，观王建阳此文才知兵学该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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