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本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浙江绍兴府山阴人，明代杰出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实际的创始者。幼随其父游京城，十四岁时从京华名医金英学医，尽得其传，中年从军，曾到过燕、冀、鲁等地，后回乡致力于医学。于医之外，亦旁通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等学，积30年辛劳研究《素问》《灵枢》，终于撰成《类经》。在医学理论方面，张景岳根据《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提出“阳非有余”及“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主张补益真阴元阳，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在临证上常用温补方剂，被称为“温补学派”，时人称他为“医术中杰士”、“仲景以后，千古一人”。
张景岳，出生于一个以军功起家的家庭，祖上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自幼聪颖，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蒋贵门客，素晓医理，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研习《黄帝内经》。十三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学有所成，给人看病，非常认真，张景岳晚年曾回忆说：“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而对医学领悟尤多。
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凤城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方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家乡，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张景岳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它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系统的一次分类编述和注释。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
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辩，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天士亦多承他的理论和方法。
《景岳全书》中，颇有意思的是其中的《新方八略》《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张景岳引兵论医，仿兵法八阵，把治病愈疾之法分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取用药如用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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