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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长沙城内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悄无声息的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而那位原本守制于家中，又接旨后夺情复出的前礼部侍候曾国藩就在这个刚成立的衙门里办起差事来，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
置身于这简陋的衙门里，曾国藩依然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来到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
当天夜里，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倒是使曾国藩深为感动。一连几天，张亮基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加镇压。张亮基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张亮基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
对于这一切，刚刚经历过长沙被围，几近沦陷的的张亮基个人也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特意嘱托曾国藩亲给皇上上一奏章。最后，张亮基紧握曾国藩的双手，语重心长的说道：
“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亮基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张亮基的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恨与张亮基相见太晚，对先前的数度谢绝其邀请可谓是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
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皇上知八旗绿营不足为凭，或许是皇上根本就未曾猜出曾国藩的想法，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
“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而曾国藩则仿着戚继光练兵的方式，将这些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
随后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而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办，他的想法非常简单，这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做了这些安排之的一，他又吩咐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
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长沙的官员和绅士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不过这时局倒是没有给曾国藩从容练兵的时间，几乎就是春节刚过，湖南的局势便趋紧张起来。
正月十九是咸丰三年的开印之日，尽管湖南的局势紧张，但腊月二十一依然封了印，今年的吉日则是正月十九，依着官场的惯例，虽说有着“钦差帮办团练大臣”的名义，可曾国藩却依然提着贺礼拜见了湖南巡抚张亮基，与往年对“下官”的客气不同，今时的张亮基对曾国藩可是极为看重。
说起来，这种看重倒也简单，自湖南一路为“粤匪”糜烂之后，加之本地绿营又为向荣沿途抽调，这湖南之地能依赖的便是各地团练，而曾国藩的千余团勇，更是其倾仗的主力
“……先是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于年初一举事，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然后还有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
提及当下的形势时，张亮基全是一副愁眉不展之色。
“大人无需为此烦忧，何贱苟、刘积厚以及串子会等香会不过只是乌合之众，不足为凭，国藩已经派出得力之将前往平定，相信不出几日，便会有消息传来，现在国藩所担心之事，却是另一件事……”
曾国藩的话声微微一顿，借机喝了口茶，然后的开口说道。
“现如今，地方糜烂，除却何贱苟、刘积厚等人外，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谋逆，长此以往，虽官府练勇悍勇，可此地刚平他地复逆，官兵将不得不陷于疲于奔命之境，这是国藩所忧心之处！”
这才是真正最使曾国藩头痛之事，熟读史书的他焉能不知道，相比于朝廷的精锐，史书中蚁贼何以能成事，无怪此地刚平，他地复逆，长此以往，朝廷精锐自然不足不凭，等到那个时候，也就是蚁贼横扫天下之时，如前朝的李自成正是如此这般，剿而复抚，抚而复逆，逆而复剿，可最终朝廷精锐越战越少，而贼逆裹胁却是越来越多。
“现今，我湖南一带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窃；一种是“粤匪”沿途糜烂地方后，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再有一种是官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极大……”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张亮基深以为然的点头应道。
“那以伯涵之见，当如何处之？”
“大人，可记得前朝剿李之鉴？”
眉头微微一跳，张亮基放下手中的茶杯说道。
“那以伯涵之见，应当如何？”
“杀！”
吐出一字之后，曾国藩面无表情的说道。
“对这等糜烂地方之徒，当应一律处以极刑。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绝不容情，乱世当用重典，当年前朝之鉴既是剿抚不定，时剿时抚，最终国局崩溃，这镇压匪乱，首要心狠手辣，非但不能持以仁心，反要以霹雳手段处之……”
“这自是当然，伯涵有胆有识，实是我湘省百姓之福！”
一番恭维之后，早已将曾国藩视为依仗的张亮基，那里会有不赞同，为官数十年，他又岂不知道，于朝廷而言，可从不在乎杀了多少贼逆，关键是稳定了地方，平定了逆乱，这才是朝廷最看重的，至少那些草民，就像割草一般，杀却一茬总还会再出一茬，杀之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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