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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一脸沉思状，看向李利的眼神仍有狐疑之‘色’，却不再继续追问。。显然，李利说的都是实情，如今城中的百姓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烟‘花’柳巷之地也愈发兴旺，以致很多学生心读，沉溺于酒‘色’之中的学生不在少数。
蔡邕沉默不语，华佗、张机和孔融三人自然也不敢多问，三缄其口，沉默是金。
随着李利登基做了皇帝，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就像法逾越的鸿沟一样横在君臣之间。让华佗和孔融这些当代大儒，在面对李利的时候都不敢轻易开口说话，担心言多必少，祸从口出，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甚至株连满‘门’。
悬殊的地位差异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促使之前话不谈的忘年之‘交’突然间变得陌生起来，再也法回到从前，法重温当年促膝夜谈的情景。
在此之前，华佗、张机二人是大将军府的常客，三天两头去串‘门’，蹭吃蹭喝是常事，连吃带拿也屡见不鲜。但是随着拥立李利登基的呼声越来越高，华佗和张济两位神医就很少在大将军府‘露’面，除非李利下令召见，否则他们轻易不会踏入皇宫半步，即便从宫‘门’前经过也会绕道而行，唯恐碰到内府的家眷或是被李利撞见。这并不是他们和李利及其家眷之间有矛盾，而是人老成‘精’，深谙处世之道，担心自己一旦和皇家之人扯上关系，早晚惹祸上身。自身‘性’命是小，连累阖家老幼是大，是以明哲保身疑是上上之策。谁闲着没事到皇帝家串‘门’。嫌命长了，活腻味了？
自古道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绝非稽之谈，而是屡试不爽的人间至理。
从古至今，帝王情，皇族中人所在的地方就是是非之地，谁沾上谁倒霉。或许，对于醉心于功名利禄之人来说，脑子里整天都想着攀龙附凤，借此博取君王的欢心。从而鱼跃龙‘门’，飞黄腾达。但是对于华佗、张机和孔融等人而言，眼下他们已经位极人臣，身份、地位和名望都有了，位比三公，誉满天下，对此他们已经心满意足，再其它奢望。
正所谓‘欲’则刚。现在华佗、张机等人不再奢望还像之前那样与李利话不谈，结为忘年之‘交’，只希望自己能够安安稳稳的授学。将生平所学传授出去，如此一生便没有遗憾了。至于其他事情，与他们毫关系。既不热心也不参与，一‘门’心思都用在学院的教育上面。
此次若不是涉及他们所在的三所学院，他们绝对不会‘插’手，不会过问此事。但涉及他们的教学场地和学生，他们就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弄’清楚皇帝为何突然下令重建校区，为何要将皇家学院搬到城外。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李利禀报，准确地说应该是求情。
在不久之前的封赏群臣之中。从太学院结业出仕的上万名学生当中，军事学院的学生大多获得提拔封赏之外。从政的学生几乎都没有升迁。为此，这些出自孔融、蔡邕等大儒‘门’下的学生们意见很大。纷纷请求他们的老师替自己做主，出面讨个说法。
至于谁能给他们一个说法，这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皇帝李利之外，何须劳烦蔡邕和孔融这样位列三公的当代大儒亲自出面？
换句话说，当下也只有蔡邕、华佗、孔融等几位德高望重的国宝级人物才敢直接询问李利，在李利面前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论对错，李利都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原则上只要不涉及军国大事或触及底线之事，李利一般都会应允，都要给他们一个面子。毕竟，多年以来他们很少主动开口提要求，一直都是怨悔的默默奉献，教育人，真正称得上是劳苦功高。对于他们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大儒，李利打心眼里敬重他们，只要是合理要求，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
不过同样是皇家学院的院长，却也有亲疏之别。相对而言，蔡邕在李利面前须顾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询问，可华佗、张机和孔融三位副院长却要谨言慎行，轻易不会开口，有事相求的时候也需要慎重组织语言，想好之后再说，不会贸然开口。
详细解释了重建皇家学院的原因和相关事宜之后，李利看得出来，孔融似乎有话要说，却又心存顾忌，‘欲’言又止。顿时李利心下了然，大致猜出了他的心思，却不当面点破，对此事避而不谈，随即转移话题道：“校区建成后，老校区将改成崇文馆。崇文馆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专‘门’培育皇室子‘女’和功勋大臣子‘女’的场所，另一部分作为储藏典籍和撰写史册之用。届时，皇室子‘女’和功勋子‘女’的教育问题，朕自有安排；一旦有暇，朕会亲自前来授课，因此授学之事就不劳烦诸公了。余下收藏典籍和编写史册便权委托于诸公，还望诸位不辞辛劳，编写我晋国史册，本着实事求是、宁缺毋滥的宗旨，务必给后人留下一部详实的史册典籍。不知诸公对此可有异议？”
“此乃臣等份内之事，义不容辞，请陛下放心。”孔融应声答道。他是负责撰写史册的太史监，也是太学院主管政法授学的副院长，崇文馆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他理应代表学院向李利郑重表态。
“如此甚好。”李利颔首笑道，随即放下茶盅，起身说道：“既如此，朕就不打扰诸公了”
“陛下且慢！”眼看李利要走，孔融立刻就急了，再也顾不上忌讳，急忙打断李利的话，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李利面前，急声道：“微臣尚有一事相求，不知陛下能否应允？”
李利闻声止步，笑道：“文举公须客气，但讲妨，只要不违礼制，合乎情理，朕自当应允。”
孔融闻言后面‘露’喜‘色’，不假思索道：“我朝立，陛下大封群臣，满朝文武皆有封赏，为何我太学院出仕的武将均有封赏，而文官却一受封？此举令微臣颇为解，不知其中原由，还请陛下明示。”
此话一出，蔡邕、华佗和张机三人神‘色’大变，纷纷对孔融摇头示意，暗示他这番话说得有些出格了，甚为不妥。奈何话已出口，再想反悔也为时已晚，于是他们三人第一时间将目光投向李利，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李利的神‘色’，一旦发现不对，就立刻出面替孔融求情。
与此同时，坐在堂下一味倾听却不发表意见的李玄和郭嘉二人，同样是闻声‘色’变。孔融嘴上虽说是有事相求，实际上却是质问李利，为何对太学院出仕的学生区别对待，这是公然为自己的学生鸣不平啊。说得好听些，孔融这是想替学生们出头讨个说法；说得直白一点，他就是袒护自己的学生，公然出面给学生们讨要官职。这样以来，问题就严重了。孔融既是学院的老师和领导，还是李利麾下之臣，如此公然出面为自己的学生争名夺利，这岂是为师之道，岂是为臣之道？
重要的是，眼下堂中的四位院长并不了解内情，根本不知道此次大封群臣之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其中就包括李利对晋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面布局，只是眼下时机未到，有些事不宜公之于众，做得极其隐晦，说是半遮半掩亦不为过。可是他们不了解情况，并不代表李玄和郭嘉也不知情。恰恰相反，李玄、郭嘉以及其他六位军机大臣都是此事的参与者，如果说李利是始作俑者的话，那么他们八位军机大臣就是同谋，也是负责具体实施的执行者。
“文举公此言差矣。”果不其然，孔融的话音未落，李玄就立刻起身走到孔融面前，神‘色’肃然道：“此次大封群臣乃是论功行赏，任何封赏均是有据可查，并非刻意偏袒，厚此薄彼。太学院的学生出仕之后大多下放到各郡县为属吏，治理地方郡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短则两三年、长则三年五载都不会出政绩，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封赏亦在预料之中，并没有不妥之处。
相比之下，在军中出仕的学生随军征战，冲锋陷阵、浴血沙场，只要他们英勇作战，不惧生死，就能有所建树、积攒军功，由此获得封赏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也不存在厚此薄彼之说。是以文举公此话有失偏颇，听信学生们的一己之言，偏信偏听，不了解内情便贸然为学生鸣不平，实为不智。”
李玄贵为相国，又兼领吏部尚，管的就是官帽子。因此孔融刚才那番话就等于公然对他发难，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遂毫不客气的予以反驳，言辞犀利，根本不顾及孔融的大儒身份和位比三公的崇高地位，直接指责孔融为学生出面讨要官职，难脱袒护包庇之嫌，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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