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月28日，包头城外。
以前是一片荒原的地方，而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这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大片工地，有着无数的戴着藤条编的安全帽的工人在这里热火朝天的干着活。
有着上百辆的的工程车在忙碌着，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装载机（铲土机）、平地机、履带式吊车，只要是这个年代有着的机械，赵军就把它们全部都生产出来。
在这个年代，这些机械都是蒸汽动力的，比后世的工程车在效率上要差了很多。不过就算是如此，这些简陋粗苯的工程车也不是人力能够比拟的。
而且就算是欧美，它们也不可能在一个工地上用这么多的工程车，在它们看来这就是浪费。
赵军可不管浪费不浪费，只要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多少的工程车或者机械设备，他都愿意提供。
更何况这样还能够培养出一群能够操作工程车的驾驶员和操作员，要知道在这个年代里，什么最重要？当然是人才！
就现在来讲，赵军这里会开工程车的人恐怕就要比整个华夏其他的加起来还要多。
这个时候，正是刚刚过完年，大家工作并不是很忙的时候。农田需要四月份才能够种植，而其他店铺的工人在这个时候还每多少工作。
而且这个年代的娱乐手段很少，这里又干的这么热火朝天，还有很多人们见所未见的东西，大家就都来这里瞧个热闹，瞅个稀罕。
“快来快来，他家二叔，城外有热闹看。”
“听说那里有很多冒着黑烟的钢铁怪物，还能干活。”
“真稀奇，得去瞅瞅。”
“不止这个，还有用钢铁造的大房子，那房子大的，的有小山那么高。”
“开玩笑，钢铁多贵？用钢铁造？那得多少钱，哪个老爷能做出这种事情！”
“嘿，我还能蒙你，一起看看就知道了。”
就这样，在工地旁边就凑上了大量的围观群众。
“那怪物一下就能弄那么多东西上去，真厉害！”有人指着一个吊车兴奋地说。
“诶，你们瞅瞅，那个带着两个大轮子的怪物，过去一趟，地就被压平了。”又有一个人指着一个压路机说。
看到那么多人围观，赵军不但没有赶人，反而拿出一些基地生产出来的火柴和钉子作为奖品，让人叫他们去车上坐坐，胆子大的也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开这些工程车。
只要上去就都有奖品，一盒火柴。如果敢开的话，就比坐上的多二十根钉子。
这也是一种招人打口碑的方法啊。
只见围观群众一听，大部分人立刻就退了下去。
但是那么多人总是有胆子大的，就看见有七八个人出来。或是直接干脆地坐上车上面，又或者坐到了挖掘机的挖斗里，让挖斗把他举着兜风。更有胆子大的人看他们坐车没问题，就直接找这些前几天和他们一样的驾驶员，让他们教。
反正蒸汽动力的工程车速度普遍的慢，直接开到旁边空旷的地方。就任由他们怎么折腾了。
看到那么多人或者坐过，或者干脆就直接上手开了。不仅没事，还得到了洋火和洋钉。
这个年代，火柴和钉子国内还生产不了，只能进口。所以叫洋火，洋钉。
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要求上来坐一坐。
赵军也不是那种小气人，不过一些火柴和钉子，这样就能够让大家对这些机械不那么抵触，知道这是由人操纵的，完全划算。
要知道，国内刚刚有铁路的时候，很多人看到火车，都吓得跪下来，甚至割草放在铁轨上来供奉，祈求不要伤人。
而且，经过这么一天的功夫，就有相当多的人来报名，人数远远超过前几天。
三月四号。
一队约两百人的红警士兵经过了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位于敦煌的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他们过完了除夕，春节那天清早就出发了。经过了三十多天的长途行军，克服了一路上诸多难关，以每天超过了五十公里的速度行军，走了1900公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莫高窟的藏经洞。
当然，赵军派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欣赏这些佛教的艺术的，而是为了藏经阁里那大量的文献。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在清除淤泥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甚至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然而可恨的是当时清政府毫无作为，哪怕王道士把两卷经书送给当地的知县，甚至于直接发信与老佛爷，当时那个掌握整个华夏大权的女人，希望引起重视。但是，他显然低估了清政府的腐朽。
1907年，英国探险者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仅仅500两银两向王道士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
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政府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竟然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由此，整个莫高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留给后世的只有那可怜巴巴的一点点！
这支红警士兵组成的队伍，来这里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了王道士，同时再次封住了藏经洞。
此后他们将一直驻扎在这里，等待日后赵军能够控制这里，再开启这属于全体华夏民族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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