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盐铁专卖，历史很悠久，‘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推出了专卖制度，古名“官山海”，山上的铁，海里的盐，都由国家设立机构买卖，这两种都是必需品，所以控制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其实到了明清时期，专卖制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盐票制度，虽然贩卖官盐的是盐商，可政fǔ通过盐票制度，控制他们买卖的规模，还从中收取高额的盐税，让盐税甚至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力税种，仅次于农税。甚至到了后世，中国的烟草行业，依然使用的是这种专卖制度。
铁专卖，明清倒是没有施行。
作为一个不通经济学的文人，王辅茞盐铁专卖的目的，当然不是通过这两项必需品垄断贸易搜刮民众，他的说法十分的天真和理想主义，他说既然盐商富可敌国，食盐买卖必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盐商贩卖的官盐，不但掺假，而且价昂，百姓深受其苦。与其白白‘肥’了盐商，不如收归官办，一面降低价格能够利民，一面盈利可以填充府库。铁专卖也是同样的道理，老百姓都离不开铁器，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降低价格，一方面充盈官库。
王辅茞很自信他的建议完全可行，因为福建靠海，能够煮盐，福建有冶铁传统，不缺少铁匠。
可王辅茞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专卖制度看起来这么好，后来的朝代却废除了。管仲时代，盐铁专卖确实是一项创造‘性’的制度，因为在当时，不管是煮盐还是炼铁，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普通商人百姓一来不具备技术，二来没有资本，在管仲的组织下，动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办作坊，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可到了后来，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私’人可以经营这些产业了，官办作坊的各种弊端却频频出现，贪腐无法断绝，质量难以保证等等，让后来的朝代放弃了专‘门’制度，明朝开始以盐票等方式来间接的管理盐商，从中收取的税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经营还要丰厚，有些类似英国把征税权包出去后，税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官府从商业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商业能力更强的商人。
除了盐铁专卖，王辅茞还提出酒茶专卖。酒的专卖历史上也出现过，宋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酒专卖制度，据说当时各地官员为了把官府作坊酿造出来的劣质酒卖出去，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奇葩如大文人苏东坡在江南做官的时候，每当新酒出锅，就动员青楼‘女’子上街兜售，一时间莺莺燕燕甚是热闹。官府也动用强权力，向各大酒楼，茶肆甚至是旅店之类的商家摊牌任务，让他们必须把官府的酒卖出去。
王辅茞看重茶叶的专卖，则是他发现茶叶利润也十分丰厚，十三行商人各个巨富，他认为官府如果专卖，肯定能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文人读的书多是儒家经典，这些东西是教人怎么做人的，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专业学术类的经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猎，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常识范畴。
文人们能认识到对商人征税其实最后还是转嫁给了老百姓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十分难得，至少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经济链的概念，知道经济是一个链条，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下手，都会给其他环节造成影响。
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开征新税。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那么就来一次清减，还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被称为简单税制，对许多国家以启发，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
而周琅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还有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政治的，去商业的，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大一统之后，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过去秦国和赵国，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业驱动，竞争就会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从人的角度来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保护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种，而是思想意识，是认知观念。所以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依赖群体，盲从等等特征。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团取暖。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也不喜欢竞争，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fǔ，跟官员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产生了大批巨婴。
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具有独立个‘性’。
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比如中国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迫的。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贵族、学者、官员，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他们去征服，去学习，去统治，中国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谋生！
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独立个‘性’弱的特点，周琅是清楚的，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绝不是什么缺点。
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更多采用商业，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后才能杀出国‘门’，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和西方人搏杀。
因此将财政制度，从传统的农业税为主，转变为商业税为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在这些方面，周琅发现他跟王辅茞完全不是是一个时代的人，跟对方完全讲不明白，他知道他找错人商量了。
至于说王辅茞反对，现在谁还能反对的了周琅，即便王辅茞有文官之首的地位，周琅想做什么，他也无法干涉。
想到这里，周琅所幸不跟他商量了。
“就这样决定了。每个县都派一个税官，由海关派遣人员。以目前在港口实行的方法，开始全面征收商税。”
目前各大港口上实行的税收制度，除了对茶叶开征关税之外，还有根据‘门’脸长度征收的商铺税，根据船次征收的出入港税，都是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作弊困难的征税方式，因为征税的对象都是一些死的，固定的对象，船只进港‘交’进港税，不管船只大小同样税额，出港‘交’出港税，同样不管大小，同等税额；商铺税，根据‘门’脸长度征税，‘门’脸总不会变的，丈量登记之后，就是固定的，而且一条街拉条尺子，总税收就出来了。
所有的收税方式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进行监督，制定这种税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宁可少征税，也要堵住贪腐的任何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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