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杨峥对大明的其他机构，什么五军都督府，什么十三清吏司、仪制、祠祭、宴飨、精膳四清吏司、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不知道是什么，但翰林院却是如雷贯耳，而且还知道它的地位十分的崇高。
翰林院可以说，是古代长期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的文化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尽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动，但性质却无大变化，直至伴随着传统时代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
这个特殊的官职，最初从唐代而来，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待诏。此前，起草诏制本是丞相府属官“中书舍人”之专职，而玄宗以其草诏难以保密且难应急需，从而挑选擅长文学之亲信官员充待诏，以备草拟急诏，兼有撰写诗文、以颂太平之责。开元二十六年，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从此，“职清地禁，杂流不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员额，后依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宪宗时，择其中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以统领诸学士。“
“安史之乱”后，战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发重要，不但在草诏方面分割中书舍人之权，且在得参谋议论方面分割宰相之权。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随着时光推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自此翰林院开始发挥了它真正的作用，有大宋一朝，宰相大多数出自翰林人，这也使得翰林院在官员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多数制度继承了大宋一朝，翰林院亦是如此，不过在大明翰林院成为外朝官署，并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还创立庶吉士制度。所谓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而自明tai祖废丞相之后，成祖设内阁，置大学士，与丞相相类。大学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
进入翰林院的翰林未必就有什么行政实权，但名贵清华，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有的还实际上是皇帝的老师，他们所处的位置却很重要，即使那些达官显贵，也是不敢有丝毫慢待。甚至权贵们也不得不敷衍他们。因为他们手中有笔，有皇帝赋予的特殊的发言权，翰林们结成“清流”，看准时机，往往一封奏折，就可撼动甚至摧毁一个强大的权力派系。皇帝更是容许清流们“闻风言事”，即使言错了，也不十分计较，起码是不能杀头的，因为那样就要背个“堵塞言路”的罪名，这是统治者很忌讳的事。
因此，朝中地方大员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就设法拉拢翰林们。夏天要给他们送“冰敬”，冬天要送“炭敬”。不是真的送冰、送炭，关心他们冷暖啊，就是变相的一种贿赂，送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或者银票（就是取钱的支票呀）。不过这种贿赂呢，已经变成一种“你知我知的规矩”，一种官场的“正常来往”，连皇帝也不去追究的。呵呵，那意图啊，就是希望清流们帮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说好话，起码不要找他们的麻烦。可以说，进了翰林院的好处可以说不少，最直接的表现，待诏于院中，以备皇帝召见，陪伴天子下棋、作画、写字并为其占卜、治病。总之，他们各以其专长为皇帝游居宴乐服务，若是被皇帝看顺眼了，嘿嘿，入阁大有可能？因此，进入翰林院可是大明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杨峥倒是没想到皇帝对自己如此照顾，不免有些惊愕。
胡滢不动声色的皱了皱眉头，心道：“看样子皇帝还真有点让他进入内阁的意思，虽说他年纪轻了点，可在翰林院磨砺了几年，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呢？”
于谦则是一脸的羡慕，不过这羡慕是羡慕不来的，自己虽也是进士出身，可成绩还不算太优秀，想进入翰林院那是梦了，而人家却是皇帝点名进入，那足以说明，杨峥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不低，而且进入翰林院之人，多半文词、经学卜、医、棋、术等都十分的出色，看来这位杨兄弟腹中学问也不简单啊。
众人羡慕的羡慕，赞扬的赞扬，唯独杨峥的一脸荣辱不惊，倒不是他清高，实在是他对翰林院知之甚少，这就是人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了。沉默了一阵，问：“皇帝可说让我做什么？“
杨士奇看他一脸不明白的模样，道：“在我朝翰林院最重要的是经筵典礼，不过这件事一般在八月后举行，现在是七月，倒也不忙，日常工作则是论撰文史、纂修、编辑、校勘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杨小弟进去多半是编纂书籍，从洪熙元年朝廷就开始编纂《太宗实录》，不过这事儿已经有人在干了？只怕论不大你？“
《太宗实录》前九卷是“奉天靖难事迹”，其后记洪武三十五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事。
洪熙元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命张辅、蹇义、夏原吉等为监修官，杨士奇、黄淮、杨荣、金幼孜、杨溥等为总裁官，负责纂修《明太宗实录》，如今差不多已经展开了，他不过是刚刚进入翰林院的侍读学士而已，与上面的七人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再者他也没打算去抢人家的功劳？所以杨士奇这话儿他半分想法都没有。
“不过前些时日皇帝准备重新编纂一下《元史》，我看你八成是做个吧？“杨士奇漫不经心的道。
“编纂《元史》？“杨峥大吃一惊，倒也不怪他如此吃惊，在他前世他听人说过，古代翰林院相当于前世的秘书一样，他的作用和权力，因领导对他的信任程度而有所差别，平日里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算不上什么大事，与那些机关里的工作差不多，每日读书喝茶消磨时间，若有心学习，大可埋头苦读一番便是，若是既不想读书，那也不必怕，反正进了翰林院，不必担心没人结交，朝午晚九的上班，下班后大可吆喝一帮狐朋狗友，吃个便饭，喝个小酒，兴致好的时候可以吟诗作对，说不定灵感大爆发，写出了一首传唱千古的诗作也说不定，这样的日子才是翰林院干的嘛，怎么轮到自己就编纂《元史》呢？”
倒不是他对鞑子有偏见，实则这《元史》编纂起来，可不容易，在按规矩，每次大一统后，新建立的朝代都会给被取代的朝代编修史书，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便下诏编修《元史》，洪武二年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学家宋濂是主要负责人。这次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共一百五十九卷。这次修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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